1884 年馬凌諾斯基在克拉科夫出生，家族屬於波蘭的一個古老的仕紳階級，雖然留到馬凌諾斯基這一輩的祖產所剩無幾，但馬凌諾斯基本人依舊對自己的貴族血統感到十分自豪。馬凌諾斯基的父親 Lucjan Feliks Jan Malinowski 是一位積極的語言學者，曾做過許多關於方言的田野研究，並在萊比錫大學取得學位，隨後在 Jagellonian University 取得教職，教授斯拉夫語和其他語言學相關的課程。Lucjan Feliks Jan Malinowski 培育了多位優秀的語言學家，贏得了「波蘭方言學之父」的美譽。我們無從得知馬凌諾斯基對於田野的熱情是否來自他的父親，因為馬凌諾斯基留給後世的種種資料中極少提及他，但這對父子的人生發展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連離世的原因和年齡也如出一徹。

　　相較於疏遠而嚴肅的父親，馬凌諾斯基的母親 Józef Malinowski 則陪伴馬凌諾斯基度過了更多的童年和成長的歲月，對馬凌諾斯基的影響不亞於（甚至是超越）她的丈夫。Józef 出生於貴族家庭，受過良好教育，精通多種語言，非常重視馬凌諾斯基的教育。原本不通曉英文的她曾為了兒子而學會用英文閱讀，並抄寫了一部分的《金枝》，在馬凌諾斯基的幼年時期更帶著體弱多病的他在各處休養，調理身體。中學時期馬凌諾斯基視力急轉直下，Józef 更堅持閱讀給馬凌諾斯基聽，幫助他追上學校的進度。這一段生病的歲月讓馬凌諾斯基對母親的依戀程度大大的提升。

　　馬凌諾斯基的中小時學期雖然曾因健康問題而多次缺課，但在母親的幫助和個人的努力下，依舊維持著優異的成績。1902年，馬凌諾斯基進入了 Jagellonian University 的哲學系就讀，有趣的是，在大學的四年中，除了人文學科之外，他也展現了對於數學和物理的高度興趣。Jagellonian University 在馬凌諾斯基就讀的期間仍盛行實證主義，其中一位教授 Ernst Mach 對馬凌諾斯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馬凌諾斯基的思想是建立在 Mach 理論的基本原則上。Mach 反對搖椅心理學、對「原始人心智」的理解等思想都影響著馬凌諾斯基在日後田野過程中所採取的策略。除了 Mach 之外，馬凌諾斯基在大學時期也廣泛涉獵尼采、Hans Cornelious，和 Joseph Petzoldt 等思想家的作品。1906 年，馬凌諾斯基完成了在 Jagellonian University 的學業，順利取得博士學位，並準備考取大學教師資格，以便之後能應徵大學裡的教職工作。在剛畢業後的一段清閒日子裡，馬凌諾斯基和母親前往加那利群島度假，修養身心。在島上的日子裡，馬凌諾斯基開始撰寫日記，這一段時間的日記記錄了馬凌諾斯基內心最複雜的面向，以及對完美的追求，和他後來在 1914－1918 年間在初步蘭群島上的日記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1908 年，馬凌諾斯基在 Jagellonian University 領取了學位證書後便忙不迭的前往萊比錫大學繼續修讀哲學，雖然在完成了兩個學期的學習後馬凌諾斯基便離開德國，前往倫敦，之後也未再返回萊比錫完成學業，但這段在德國的日子卻是馬凌諾斯基生涯中至關重要的轉折點，他在此時找到了自己在人文和科學間的平衡，並決心投身人類學的研究。前往英國最主要的目的是追隨他當時的愛人——南非的鋼琴家 Annie Jane Brunton，兩人相差十歲，在萊比錫認識，友情逐漸發展成一段令馬凌諾斯基時而興奮喜悅，時而焦躁抑鬱的情感關係。馬凌諾斯基將自己投入社會學的契機歸功於 Annie的 帶領，在英國的日子裡，馬凌諾斯基也確實地把握在異鄉的機會，積極的為自己開拓一條新的學術道路。抵達英國後不久，馬凌諾斯基便造訪了劍橋大學，拜會里佛斯和哈登，也見了來自倫敦經濟學院的 Barbara Freire-Marecco 和 Charles Gabriel Seligman，前者後來成為他的同事，後者則成為他的導師。

　　1914 年，馬凌諾斯基獲准進入倫敦政經學院就讀。他加入的時間可說是再好不過了，人類學 1904 年才開始在倫敦政經學院中開設正式課程，在 1910 年代逐漸在學術圈站穩腳步，取得了一定的資源，學科發展欣欣向榮。雖然關於人類學家該不該實際做田野還有兩派不同的聲音，但在倫敦政經學院內訓練學生作田野的風氣還是佔上風，馬凌諾斯基的導師 Seligman 就相當努力的說服當時的學院院長 William Pember Reeves 和其他學者提供資金贊助學生的田野工作。馬凌諾斯基也是 Seligman 傾力協助像送出國的學生之一，Seligman 認為馬凌諾斯基的田野工作可以接續自己在 1903－1904 年在新幾內亞的田野。馬凌諾斯基也很幸運的獲得了相當多人的協助，包括澳洲政府贊助的旅費。1914 年 6 月，在充足的資金支援下，馬凌諾斯基踏上了他的田野之行。

　　在前往新幾內亞之前，馬凌諾斯基先造訪了錫蘭並前往澳洲參加英國協會的會議。馬凌諾斯基在日記裡承認錫蘭之旅主要是檢驗自己對熱帶的耐受度，但他的身體反應並不樂觀，這讓他對即將在新幾內亞等著他的一切保持警惕。7 月初，馬凌諾斯基抵達澳洲，和同行的友人開始四處遊歷，造訪許多土著人的居住區和博物館。但好景不常，七月底英德開戰，雖然會議活動照常舉行，但學者們之間開始因為各自的國籍而產生隔閡。時間的流逝伴隨著越來越激烈的戰況，馬凌諾斯基決定不參戰，繼續照著原本的計畫走，終於在 9 月 12 日抵達了新幾內亞。1914 年的新幾內亞先後經歷了英國的保護和澳洲的管轄，在馬凌諾斯基抵達時，澳洲的殖民統治者 Murray 正積極地管理並開發這片土地。畢業於牛津的穆雷具有古典文學知識和法律專業，也號稱是業餘的民族學者，曾協助過馬凌諾斯基的老師 Seligman 進行田野工作，雖然一開始和馬凌諾斯基的相處稱不上順利，但當馬凌諾斯基因為波蘭公民的身份而無法取得倫敦政經學院的獎學金時，Murray 仍支持並協助他向澳洲政府申請研究經費。

　　馬凌諾斯基在田野的工作幾乎是立即開始，上岸第二天他就開始研讀各種關於島上的資料，並快速地學習新幾內亞沿海地區的語言（Police Motu）。馬凌諾斯基幾乎走遍了他的 Seligman 曾經造訪過的地方，儘管他在田野的表現嚴肅而拘謹，在私人的日記裡仍透露他身處異鄉的不安，對戰爭的焦躁，以及對溫柔鄉的眷戀。馬凌諾斯基的信件與日記詳細地紀錄了人類學者在田野工作中真實的身心狀態，面對當地文化產生的衝突和不適應，身體反覆的病痛增加對田野工作的倦怠感，都一次次的消磨著他原先對田野的想像。大約一個月的適應期後，馬凌諾斯基動身前往當時還未有人類學者造訪過的邁魯島。和傳教士合作的不愉快讓馬凌諾斯基相當痛苦，並再度陷入了思念以及憂鬱的迴圈，他沈溺在小說和來自倫敦的報紙中，試圖讓熟悉的文化沖淡他對田野的不適應。在狀態還可以的日子裡，馬凌諾斯基則掙扎著脫離人類學者依賴傳教士的歷史淵源，自己找了翻譯和報導人，在村子裡搜集資料，也陸續造訪新幾內亞的其他地區中大大小小的村落。

　　馬凌諾斯基總共在邁魯島和周圍的地區待了三個多月，便返回莫爾比茲港，他只在邁魯島短暫停留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根據他的日記內容，或許原因和他的身心狀況有關，他始終未完全掌握邁魯島的主要語言馬基語，工作狀態也一直在勤奮努力和倦怠懶惰之間擺盪。當駛往澳洲的船於 1 月多靠港時，馬凌諾斯基是迫不及待的跳上了船。在莫爾比茲港短暫休息一陣子後，馬凌諾斯基二月初開始又陸續航行到港口周圍的一些小島嶼持續收集田野資料，1915 年 3 月，他返回澳洲本土，跑了一些行政流程並開始整理他先前四處收集的田野資料，撰寫成《邁魯》一書。 書中的研究採事實與觀點分離的技巧，並且適時地承認自己的匱乏，因為他知道在修辭表達上，這樣可以使他所宣稱的事情更有說服力。研究中對於約束力的討論也為馬凌諾斯基日後研究野蠻社會中的犯罪與習俗打下基礎。

　　1915 年，馬凌諾斯基受史賓賽（Spencer）所託，前往初步蘭島為博物館蒐集標本。在他抵達時，初步蘭島已經被殖民治理了一陣子，島上的執政官貝拉米已管理當地十年，對當地文化相當了解，且致力於改善當地的衛生習慣，儼然是初步蘭島的首領。雖然兩人一開始相敬如賓，但後來在對待當地人的態度上兩者出現了分歧，貝拉米強制改變土著人種生活和文化習俗的手段，讓自由派的馬凌諾斯基相當不認同，以致於他極少在後來的著作中提及貝拉米對他，和對當地的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若不是貝拉米的積極和熱心，馬凌諾斯基不會有這麼順利的田野，當地的生活環境也不會在短短的時間內有顯著的提升。1915 年造訪初步蘭島的田野之行，馬凌諾斯基住在島上的次級氏族 Tabalu 附近，他喜於和這個氏族的人們互動，他們尊貴的地位與文雅的舉止讓來自波蘭貴族家庭的馬凌諾斯基覺得親切，而這個氏族內也有許多優良的報導人，讓馬凌諾斯基順利地參加了許多當地的慶典或文化儀式。除了紀錄當地譜系之外，馬凌諾斯基在初步蘭島上搜集的資料五花八門，包括舞蹈、神靈、烹飪方式、吃飯時間、宗族圖騰、土地所有權等等都被記錄在他毫無規則的田野筆記中，他對攝影和搜集器物這兩件事看不上眼，認為這些是「田野工作的次級職業」，他更關心的是器物在文化中的經濟和社會角色，因此他包山包海的手寫筆記就是他最珍貴的資料。雖然雜亂，但馬凌諾斯基筆記細膩的程度也是成就他偉大貢獻的關鍵之一，他鉅細靡遺的寫下所有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小事，再後退一步試圖理解這些事物在社會脈絡中更深的層面，整合表象和意義。

　　馬凌諾斯基最著名的發現之一就是了解在初步蘭島地區發生的「庫拉圈」交換制度（Kula ring），雖然「庫拉」一詞在他抵達田野幾天後就在他的筆記中出現，但當時馬凌諾斯基對此事的理解僅限於「貝殼項鍊的循環傳遞」，並認為「這種交換原則是徹頭徹尾的虛榮」，要再等一陣子，馬凌諾斯基才會從報導人提供的信息和自身的觀察，參透這個制度的全貌。「性」也是一個在初步蘭島做研究時無法迴避的主題，而馬凌諾斯基對這個主題樂此不疲，並在十五年後出版《原始人的性生活》，詳細記錄了當地關於性的各種文化。1917 年再次抵達初步蘭群島之前，馬凌諾斯基創造了一種回顧性、提綱性的日記形式，他用圖表將事件分類並系統化，這種形式對日後民族誌和功能方法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幫助。原本破碎片段的筆記透過這些圖表得以整合，客觀的現象觀察和主觀感受的紀錄也因為圖表而更清楚明瞭。圖表的運用是他在田野中最重要的創新之一，也和他日後提出的功能主義產生了完美的結合。

　　繼上一次的田野之行出版《邁魯》之後，1917 年從初步蘭島回到澳洲後馬凌諾斯基便在 Seligman 的建議下著手撰寫關於初步蘭群島信仰的論文〈巴羅馬〉，這篇形式上是《皇家人類學學會學報》上的文章實際上是「第一本真正的現代民族學專著」，馬凌諾斯基創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書寫角度，他在書中也紀錄了他在田野所採用的新方法——透過反覆質問報導人，並挑戰其提供的訊息，馬凌諾斯基超越了以往只有單方面描述（報導人講甚麼就紀錄什麼）的民族誌。參與觀察的重要性也在〈巴羅馬〉中被應證，參與觀察讓馬凌諾斯基更貼近當地的文化，得到更細緻的資料，並得已提出對原始社會的看法，他認為原始社會並非連貫一致、合乎邏輯的規畫結果，而是由相互衝突各種原則混合的合成物。Seligman 對〈巴羅馬〉給予很高的評價，並協助此篇文章順利地被發表在《皇家人類學學會學報》上，在發表後馬凌諾斯基也得到了許多前輩的讚許。但在文章發佈後，馬凌諾斯基陷入一陣小小的風波中，有傳聞說他在新幾內亞行為不檢點，造成執政者的困擾。流言蜚語在倫敦政經學院中發酵，影響到了澳洲政府對他的贊助。除此之外，他在戰時作為敵國人的身份也讓他遭受了另一波社交危機，連帶影響到他的身體狀況。在節骨眼上，Seligman 依舊忠實的支持著他的學生，幫馬凌諾斯基爭取到了理科博士的學位，史賓賽（Spencer）也幫他爭取到了兩年的贊助，讓馬凌諾斯基得以再度重返田野。

　　在離開二十一個月之後馬凌諾斯基再度回到田野，這次他選擇在當地人的聚落中搭建帳篷，以便更貼近在地生活。就像第一次到初步蘭島一樣，馬凌諾斯基依舊和懶惰對抗，也在日記裡表達了他對當地白人和土著的不滿，但這次田野中有段時間馬凌諾斯基的理論發展更加成熟，目標也更清晰——用西方讀者也可以理解的方式呈現土著人的觀點。除此之外，馬凌諾斯基也找到了規律的生活方式，讓他能固定產出文字紀錄，並持續精進做筆記的能力，從他的筆記裡能看出他對當地文化的觀察入微，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民族學者「至高無上的天賦」就是「將日常生活中無限細微的不可估量知識，整合到具有說服力的社會學歸納中」。馬凌諾斯基已經完全明白了自己田野工作的開創性，他要將民族學放到科學基礎上，建立學科的權威以及獨立性。這次的田野中，馬凌諾斯基特別針對死亡做了許多觀察，並親身經歷一位當地女性從瀕死到離世的過程，這個過程深深觸動了他心中最人性的部分，也加深他對家鄉親人的思念。

　　1918 年 3 月，馬凌諾斯基像第一次離開田野時一樣，迫不及待地跳上船，離開了田野地，並沒有特別感謝這幾個月來殷勤招待他，提供他許多幫助的當地人。意外的是，馬凌諾斯基在當地人的評價中呈現正面的形象，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不像當地白人一樣僱用許多傭人，對當地人問問題時也展現了耐心和體貼，並大方地給予煙草作為報酬。離開初步蘭島後，馬凌諾斯基前往古馬希拉觀察庫拉交易，但他挫折的發現當地人都會對他隱瞞要出航的日子和訊息，馬凌諾斯基當時還不知道在當地文化中事先預告航行會帶來不幸，因此始終對當地人感到惱怒。但很幸運的，他終究在四月看到了庫拉交易中靠岸的船隻，興奮地畫了許多素描、拍了許多照片。馬凌諾斯基接著持續造訪不同的田野地，也繼續遭遇許多挫折，而每當他憤怒時都會在寫回家鄉的信裡用十分種族主義的詞彙辱罵那些令他生活不順遂的當地人，甚至主張立法鞭打原住民，完全不符合他的人類學者職業道德和新人文主義的設想，也一度嚇到了他的未婚妻。

　　對工作極具野心，而且正積極準備撰寫著作的馬凌諾斯基在收到母親去世的消息之後瞬時變得茫然無助，覺得自己漂泊無依，被隔絕於自己的國家和其他所有穩定、永久的事物。他對未來所有的計畫和希望都被削弱，認為野外工作變得毫無意義又荒謬，對整個田野調查的野心已不復以往。在這段低潮的時間，馬凌諾斯基在墨爾本和通信多年的未婚妻 Elsie R. Masson 登記結婚，開始組建自己的家庭。在學術方面，馬凌諾斯基則認為他能使民族學明確地成為社會科學理論的一個分支或附屬的流派，而非只是因爲猜想或好奇產出的學問。憑著這份信念，他在 1919 年建立了功能主義框架，這是他人類學思想演變的一個重要階段，二十年後功能主義將在美國被發揚光大。1920 年，在六年的田野工作後，馬凌諾斯基回到了英國和妻小相聚，也展開了他下半段的人生。

老年

　　1920 年和 1922 年，馬凌諾斯基回到母校教暑期班，並在 1924 年成為該校的社會人類學教師，一直做到了 1938 年。回英國後的日子，馬凌諾斯基主要在整理並出版他在初步蘭島的田野筆記和研究，七部相關的著作在 1922 到 1935 年間發表，也就是聲名遠播的《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在這期間他的教學始終離不開他的研究，他熱衷於開設自己主導的研討會，努力讓學生吸收他的學說，成為他功能主義世界的一部份。馬凌諾斯基是個十分有個人魅力的老師，再加上豐富的田野經驗，他的學生越來越多，在學界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但隨著馬凌諾斯基的勢力擴張，他也越來越不能接受他人的指教，對同儕和前輩的批評也越趨激烈和尖銳。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在美國休假的馬凌諾斯基被困在原地，無法回國。所幸後來在耶魯找到了教職，他也在耶魯任教的期間前往墨西哥做田野工作。1942 年，馬凌諾斯基在紐海芬逝世結束他曲折而精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