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ir 來到加拿大時正好是加拿大政府積極發展人類學的時候，因此 Sapir 得以有足夠行政上的支持、以 Boas 學派的模式建立人類學體系，雖然並非所有人都同意這種作法，但 Sapir 確實為加拿大人類學打下了基礎，他重新以研究對象的分布劃分源以國界區分的研究區域、積極吸納各學科領域的學者或機構合作研究，同時 Sapir 重視大學教育，認為相關的人文社會學科應作為通識教育的一環，此外他也參與了博物館的策展，以 Boas 式的、看重展品文化情境並保留展品本身脈絡的原則來進行策展與管理，這種展覽模式亦成為現在北美博物館的典範。不過 Sapir 在加拿大並沒有擔任教職，所以沒有學生、也沒有後繼者留守在他所創設的研究機構，導致後世加拿大人類學總是把他歸類為「外地人」，雖然 Sapir 確保了加拿大人類學的發展，加拿大人類學界至今仍難以明確的評價與定位他。

　　1920 年，Sapir 的「六大語群分類」在美國科學促進協會芝加哥會議上公開發表，並在 1921 年以短文的形式在《科學》雜誌上發表，其實際上可說是 Sapir 在加拿大工作的成果之一，雖然Sapir的分類方式引來諸多爭議，但後續「整整四十年它對美洲印第安人類學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Darnell  2010），近年對印第安語分類相關的研究也依然建立在六大語群分類的基礎上。Sapir 的分類方式是基於其印歐語研究方法的應用與同時注重共時性、歷時性的語言發展，他對每一語群都做出了其典型結構的描述，後世評價Sapir嚴謹的比較研究將會大幅度影響美洲原住民群體的研究，甚至釐清美洲大陸人群分佈聚居的歷史。

　　「Sapir – Whorf hypothesis」，亦被稱為「語言相對論假說（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是 Sapir 的學生 Benjamin Lee Whorf 在 Sapir 晚年生病期間提出，Sapir 死後才有更進一步的闡述。Whorf 可以說是耶魯第一個語言學派的核心，他對語言學在哲學方面的啟發較感興趣，並學會用語言學方法來解決他所感興趣的文化、哲學問題，同時致力於猶他－阿茲特克語以及瑪雅語群的分類、比較研究，並針對分類提出了一些論述，Whorf 在 Sapir 晚年生病期間曾被找去耶魯大學教授印第安語言學課程，他的研究與課程聚焦於「心理學方向，以及所謂的原始文化中的意義、思想和觀點問題」，旨在「揭示心理因素或常量」，並「通過語言模式將未加工的經歷變成連貫的、可傳達的一系列想法」，由此可見在此時期提出的 Sapir－Whorf hypothesis 是在 Whorf「用 Sapir 的框架向非語言學家解釋美洲印第安語言學的努力中初步成形的」（Darnell  2010）。Sapir－Whorf hypothesis的核心觀點是「一個人所掌握的語言會影響他對世界的看法」，用更強力一點的話來說，即「語言控制著人們的思維方式」（Kreiner  2013），Whorf 在 Sapir「通過語言學形式來接觸思維本質」的方向上更近了一步，使用「心理學家能夠理解的方式來處理了機制與形式問題」（Darnell  2010）。自這個假說成立以來其地位一直不停變動，一方面其難以檢驗且形式稍嫌薄弱，但語言之間又確實存在差異，目前關於 Sapir－Whorf hypothesis 可以確定的是，它現在已經、之後也將持續在多個學科中產生學術成果，近年亦有研究表明，在單語者、雙語者和個體習得語言的方式之間存在差異，不過「很少證據顯示個人的語言特徵會對認知造成限制」，反之，「語言模式和思維模式、習慣行為的差異更為相關」（Kreiner  2013），為了理解人類的思維，人類有必要了解語言結構，同時這也意味著「語言和認知可能無法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從文化中分離出來」（Kreiner  2013）

　　美國結構語言學描述學派（American descriptive school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的發展，包括在非文學語言研究中採用音位原則，主要歸功於 Sapir，他在美洲原住民語言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被稱為「開創性的」和「不朽的」，包括描述性、歷史性和比較性研究。它們對今天的學者具有持續的重要性和相關性（Sapir et al.  1999）。

　　在加拿大的最後幾年，Sapir 已經開始思索心理學與精神病學兩者和文化人類學之間的關係，並留意到心理學家對個體的關注，同時他認為「文化可以且應該從構成它的個人和文化本身間的關係來理解」（Darnell  2001），這在〈真偽文化〉中有所論述，而回到美國後受精神病學家 Harry Stack Sullivan「人際關係」概念的影響，這個在個人與文化之間的概念「使 Sapir 超越了他的專業學科中常被運用的特有文化概念」（Darnell  2001），他並在 1926 和 1930 年的漢諾威會議中發表了相關的論文，後來更在《文化人類學與精神病學》中將「人格」的概念確定以作為人類學與心理學觀點的聯繫。之後在美國精神病學學會的學術研討會上，Sapir 發表了關於利用語言、聲音進行人格研究的心理學實驗的演說，並認為「對原始人類文化的田野研究應該從屬於這些環境中的人格研究」（Darnell  2001），也就是肯定了人格研究的重要性，雖然關於實驗的計畫因為沒有資金而流產，Sapir 在文化與人格相互作用方面的著作仍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從精神病學中獲得的見解不僅使他重建了一個人類學的基本假設，亦導向一種特定指向的新田野工作型態（new type of specifically pointed field work），並被其學生與同事所遵循」（Mandelbaum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