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人|蔡芷琦

Mary Douglas(1921-2007)

  儘管 Douglas 在理論方面的發展遠比在民族誌的貢獻更為有名,但綜觀來看,她不斷地回到她在學術生涯早期所確立的問題,即有關社會組織與衝突的問題(Pierr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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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介紹

  Mary Douglas,本名 Margaret Mary Tew,出生於義大利聖雷莫,為家庭的第一個孩子,後有一名妹妹。父親為英國殖民部門的官員(隸屬 Indian Civil Service),也由於公務需求,因此整個家庭經常旅行各地。母親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綜觀 Douglas 的童年,父親和母親經常不在身邊,Douglas 自五歲起便被託付給外祖父母照顧。Douglas 在羅漢普頓的聖心修道院寄宿就讀,直到 1938 年。在修道院的日子,Douglas 找到了渴望的穩定與歸屬感(Fardon  1999)。在修道院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修道院所關注的主題使 Douglas 在人文科學方面產生廣泛的興趣。她離開聖心修道院後,短暫在巴黎待了六個月並在索邦大學獲得了文憑。為了通過牛津大學的入學考試,Douglas再次回到英國,在修道院的經濟援助之下,她得順利攻讀學位。

  自 1939 年至 1943 年,Douglas 在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學院起源自 1929 年聖心修道院開設學院,後發展為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攻讀 PPE,即政治、哲學和經濟學的三修(tripos)課程。期間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Douglas 也被迫在 1942 年短暫中斷學業,1943 年至 1947 年在殖民部(Colonial Office)底下擔任公務員,之後才回到牛津大學。根據 Douglas 自身說法,戰爭期間在殖民部(British Colonial Office)工作時接觸到人類學家的經驗使自己決定走上人類學道路,當然背後還有來自修道院教育培養了在社會理論及跨文化社會行動應用方面的興趣(Fardon  1999)。Douglas 尤其對兩本人類學書籍感到印象深刻,一本是 Audrey Richards 的 Lands, Labour and Diet,另一本則是 E.E. Evans-Pritchard 的《努爾人》,後者對於 Douglas 早期思想發展影響深遠。1946年後回到牛津大學後,她獲得了攻讀人類學學位(read for a BSc in Anthropology,在 Radcliffe-Brown 時期的舊學位名稱)資格,並在 1949 年註冊博士學位(DPhil),接受 M.N. Srinvas 的監督以及 E.E. Evans-Pritchard 的論文寫作指導。E.E. Evans-Pritchard 與 Douglas 一直保持的親密的朋友關係,直到 E.E. Evans-Pritchard 於 1973 年去世。

  1949 至 1950 年,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及之後,Douglas 先後兩次前往比屬剛果的 Lele 社會從事田野調查。由於剛果內戰的緣故,Douglas 在當地進行 Lele 人的田野調查最終只能終止;於 1963 年出版了 The Lele of the Kasai。完成學位當年,Douglas 嫁給 James Douglas,兩人共生育三個孩子。1950 至 1951 年 Douglas 在牛津大學擔任社會人類學系講師,並於 1951 年受聘為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College London, UCL)講師,期間出版作品包含:1966 年《純淨與危險:對污染與禁忌等觀念的分析》(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使她廣為人知、Pollution(1968),以及《自然象徵》(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1970)。

  之後於 1977 至 1988 年,隨丈夫一同移居美國,旅美期間曾先後在紐約的 Russell Sage Institute 擔任人類文化研究中心主任(Foundation Research Professor of Cultural Studies)(1977-1981)、普林斯頓大學擔任人類學教授、西北大學擔任人文學亞維隆教授(Avalon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並期間與經濟學家 Baron Isherwood 合寫 The World of Goods(1979)。整體而言,在美國期間的教學與寫作並不全然是(古典)人類學關注的主題,涵蓋對於風險分析、環境主義、消費、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mics)的關注,例如《制度如何思考》(How Institutions Think)(1986)、Risk and Blame(1992)、Leviticus and Literature(1999),以及Thinking in Circles(2007)。1988年,Douglas 返回英國,1994 年曾獲得 Bernal Prize,並於 1992 年獲得司令勳章(CBE)以及 2006 年獲得爵級司令勳章(DBE)。2007 年因癌症逝世,享年 86 歲。

作品重點

The Lele of the Kasai
  與多數民族誌不同,Douglas 使用「過去式」進行書寫。為什麼會使用過去式書寫?第一,Kasai 地區的內戰使得參與式觀察的紀錄與事後書寫的不確定性提升,正如在她在書中導言指出,我們難以想像一旦戰爭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什麼。Douglas 的目的在解釋一個社會群體如何創造其世界觀,並確認誰來管理的思惟風格以及互動模式。在書中的描述,Lele 人幽默且謙虛,並非咄咄逼人的個人主義者,在許多情況中,最終的選擇由在場受到尊重的長者決定,儘管如此,長者並不擁有絕對的權力,例如:他們很難控制年輕一代的生產勞動。在 Lele 社會,村莊是一個重要的隸屬單位,遠超過以血緣關係聯繫的宗族,宗族的重要性僅在於分配妻子和寡婦。村莊的內部組織以年齡為標準,每個年齡組每 15 年更新一次,通常會有六個年齡組,老的年齡組在消亡的過程中與下層的合併。對於他們而言,年齡組合比起血緣關係更為重要,年齡組是一個人最密切的關係來源,也是居住的單位。儘管 Lele 人屬於母系社會,多數村莊集中的基礎也在於母系血緣的追溯,但氏族的影響力量依舊不大。Douglas 在書的後半,將缺乏權威的原因歸咎於男人們試圖共同生活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土地不肥沃,人們又不願耕種,導致 Lele 社會整體是貧窮的。Lele 人未能將農業發展至最大效益,這對於殖民國家而言是某種程度上的限制,值得探究的是國家能否以有效的權威實施殖民誘導工作。在本書末章,Douglas 簡要地敘述歐洲對於 Lele 社會的影響,使用過去式的原因便在於她意識到她的經歷在 Kasai 地區內戰發生後成為了歷史,多數的資料僅適用於田野調查時的 1949  1953 年間。

 

《潔淨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
  對於「潔淨」與「危險」的初步概念是在 Lele 地區的田野調查過程中所形成(當然不只有 Lele 人的田野,Douglas 在其他非洲地區也進行了大量且廣泛的田野調查),她注意到 Lele 人的祭祀與禮儀當中,存在著潔淨與骯髒的分類,此觀察促使她更進一步思考分類體系的標準與象徵意義的問題。本書的理論重點在於「分類」,不過《潔淨與危險》並沒有採用「潔淨/骯髒」、「安全/危險」這些常見的二元對立概念,而是用潔淨與危險來揭示秩序(即潔淨),以及與秩序相對的失序(即危險),以潔淨與危險來指稱世界的分類。本書沿著兩條主線展開,一是分類的原因:禁忌作為一種自發性的手段,保護了宇宙的清晰分類;二是分類的意義:建構和維護了社會的秩序。Douglas 接受涂爾幹關於分類和社會決定論的概念,認為社會是存在分類的,且社會結構決定了分類的意識和潔淨的儀式。然而,她卻不同意神聖與世俗的二分以及巫術與宗教的劃分,認為神聖與世俗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巫術與宗教的二分應是原始宗教與現代宗教的二分,巫術實質上是一種儀式,而宗教既包含儀式也包含信仰,兩者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差異。本書重點在於論述(一)分類是為了建構世界秩序,而不同社會會有不同分類方式;(二)不能歸類或違反秩序的事物會被視為汙穢,為了避免汙穢/破壞秩序,社會將會採取各種辦法處理汙穢,像是舉行潔淨儀式,化汙穢為潔淨。在定義上,Douglas 將「汙穢」定義為不合人們預設分類的、具有兩面性的事物,它並非衛生上的不潔,而是不能被歸類或錯位的東西。這些東西經常意味著對現有秩序的破壞或挑戰,是失序的、危險的。書中,潔淨儀式的方法有五個分別是:將異常宣布為危險、將其作為禁忌排斥、將其納入正常分類、消滅異常、將其異常化。潔淨與骯髒是由物品在分類體系及其所在位置決定的,通過明確化事物的歸屬,以及系統內部的交戰,社會系統可能獲得更新,又或者成功維持了社會秩序,呼應了她所說的「異常物既是危險,又是力量。」

 

《自然象徵》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承繼《潔淨與危險》展露出集體秩序與社會的探討傾向,為了更為廣泛地討論各種文化與儀式之間的關係,在《自然象徵》,Douglas 發展出「群格理論」,所謂的「格」指的是某種分類系統的範圍和一致聯結,涉及個人所處的社會網絡;至於「群」則是社會群體內部成員間的壓力,足以明確界定自身位置是在群體之內或之外。以群、格為兩個向度,Douglas 將社會化分為四個類型,分別是高格高群、高格低群、低格低群、低格高群(也有將高/低翻譯為強/弱)。高格社會的特徵在於重視儀式,往往具有細緻的宗教儀式,為宇宙論的不同準則確定界線,意即涂爾幹「神就是社會」所仰賴的社群特色(趙恩潔  2021);高群社會的特徵則在於有相對穩固的社會結構。高格高群社會通常是階層社會,傾向對於個人實施強而有力的社會控制,角色分配難以更動(趙恩潔  2021)。至於高格低群的社會,群體認同和社會約束皆較弱,形成的儀式往往服務於個人的目標,人很難互相影響彼此;此種社會類型又可分為「大人物」和「追隨者」兩種類型(陳銳鋼  2012)。低格低群的社會特徵是個人主義的、群體的認同觀念較虛弱,社會團體的組成是具有彈性的,多重視企業家精神和個人成就;不過若是低格低群的團體也可能發展出對於生命意義的極大困惑或虛無感,遠離人群,造成「隱士」類型(趙恩潔  2021)。低格高群的社會類中,具有較強的群體認同傾向,將群體歸屬感視為拯救,經常強調「我們—他者」的區別;宗教儀式被用於自我淨化,著重於個人體驗的描述,重演群體的形成;然在低格高群的社會,也可形成相對平權的社會關係,內部的規則可以重新協商(趙恩潔  2021;陳銳鋼  2012)。群格理論成為了後來 Douglas 與 Aaron Wildavsky 發展文化與風險理論的基礎,使我們了解為甚麼不同群體對於不同的議題(如氣候變遷)有不同的態度、哪些團體可能在哪些意義可能享有共識或對立。在書中,Douglas 將低群高格形容為「原子化的從屬」(atomized subordination),表示社會的價值觀深度內化到個人身心靈之中,但個人卻必須獨自面對自己的人生(趙恩潔  2021)。

  除了以上幾本重要著作,我們也應注意到 Douglas 在後期的關注有所轉向。在 1970 到 1980 年代的學術生涯中期,Douglas 逐漸發展出一套關於社會組織基本形式的類型學方法,並以此作為基礎推進她在理論方面的興趣。1970 年代,她的工作主要聚焦儀式以及符號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聯。1980 年代,受到越多學科的影響,Douglas 轉向對風險更為全面的分析,並對「消費」一主題產生興趣。1990 年代,她重新回顧早期的理論,並試圖研究衝突。在「制度」方面的分析,Pierre(2017)認為 Douglas 所確立的社會組織形式之貢獻在於在社會科學中的所有學科中引發了共鳴,如此一來,打破各領域之間的學科壁壘。

影響與評價

  Douglas 的貢獻在於對分類與社會結構的分析(Pierre  2017)。Douglas 的思想體系是基於對《利未記》的研究,她將《利未記》視為一個整體,將《利未記》與《聖經》的其他部分重新整合一起,指出《利未記》應當被視為「語篇和象徵的獨立世界」的分析;然儘管學者肯定 Douglas 在《利未記》上所做的努力,卻認為她的部分觀點深受涂爾幹及結構主義的影響(陳銳鋼  2012)。延續前者的思路,《潔淨與危險》一書解釋聖經律法的視角、嘗試使用一種有體系的方法解釋汙染與禁忌,奠定了 Douglas 往後的學術思路以及她在社會科學界的學術地位。儘管《潔淨與危險》一書受到許多肯定,但也伴隨著許多質疑,有學者指出在某些情況並不如 Douglas 所說擁有著清晰的潔淨與危險的邊界,而具有隨意性(Fardon  1999);模糊性發生在被觀察者自身體系之內(陳銳鋼  2012)。至於《自然象徵》所受到的問題包含:兩個向度、幾種文化類型、文化圖示、方法論推斷、可適用性的問題。例如,Douglas 在《自然象徵》所提出的分類系統是較靜態的,有學者便指出理論的漏洞,即向度是連續的,四個社會類型卻是互不相連的,且跨越邊界的情況並不被關注(陳銳鋼  2012)。針對社會類型的討論,有學者認為此分類忽略了個體的能動性,也有人傾向強調任何社會都包含四個文化類型。總體而言,《自然象徵》提供了一種洞察象徵和社會體制之間多樣性關係的可能。從關注分類、象徵到提出文化理論,再到文化理論的廣泛運用,Douglas 並未對「文化」概念做出過多論述,但她也提出了透過探索在不同社會中人類行為和責任如何被建構起來,例如信仰體系,我們可以瞭解到在規範之下,社會責任體系/制度如何被建構起來。在 1970 年代,Douglas 鼓勵跨學科的對話,在《風險與文化》一書中,她試圖運用文化理論來分析現實生活所存在的各方面的風險,說明不管是現代人還是原始人,人們皆會根據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組織的本質來決定什麼是危險的。陳銳鋼(2012)指出受到 Douglas 影響的著作,例如:Rachel 將文化理論與米德研究自我的方法結合用於建構大腦、學習和心靈概念的分類體系、Celia 和 David Bloor 運用格群理論分析訪談資料等。Douglas 涉獵廣泛,從巫術、美國宗教、非洲人群到食品、商品和飲酒文化的討論在在受到大眾關注,橫跨的尺度之大,一方面使她收穫名聲,另一方面卻也備受質疑。由此可見,Douglas 致力於將文化理論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域。她的學生Fardon(1999)如此評價 Douglas:「她所觸及的範圍並非一時興起,來自於她個人廣泛且密集的興趣,她強烈拒絕被學科所限制,並且認為論證是開放性的。」Fardon 認為她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者,但她還是把她身為中產階級女性所關注的主題,例如房子、飲食、女性的身體與邊界,帶入了人類學之中。

參考書目

Fardon, R.

 1999  Mary Dougla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Pierre and P. Richards

 2017  Understanding Social Thought and Conflict.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陈锐钢

 2012  意义的寻求——解读玛丽·道格拉斯的”格/群”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  玛丽·道格拉斯研究综述。中国宗教研究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趙恩潔

 2021  【經典專欄復刻:〈站在巨人肩上系列〉4】趙恩潔/《自然象徵》與憂鬱時代。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122438/5947403,2021年12月9日上線。

延伸閱讀

Douglas, Mary

 1963  The Lele of the Kasai.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with a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 London: Routledge.
 1970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London: Barrie and Rockliff.
 1986  How institutions think.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Risk and blame: Essays in cultur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Fardon, Richard

 1999  Mary Dougla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ierre and P. Richards

 2017  Understanding Social Thought and Conflict.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