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人|楊唯意

Ruth Benedict(1887-1948)

  露絲・班乃迪克為 Boas 的重要學生之一,他與 Mead 和 Sapir 一起發展的文化形貌論至今依舊引發討論,其《文化模式》與《菊與刀》也是不朽之作,可謂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性人類學家。

生平介紹

  Ruth Benedict 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性人類學家,其相關研究不勝枚舉,本文將以女性身分與特質結合學術貢獻為主題,嘗試描繪其一生中有關自身與學思歷程的樣貌。

  1887 年 Ruth Benedict 出生於紐約市,其作為外科醫生的父親早逝,母親獨自撫養他和其姐姐。Benedict 的童年過得十分不幸,母親沉浸於過度悲傷中而忽略孩子,且曾患麻疹的他有著輕微聽覺障礙,外部與內部因素塑造他內向、文靜而近乎孤僻的個性,且母親對姐姐的偏心更加劇這種傾向,故而他開始投入閱讀的世界中,以逃避現實的痛苦與母親的喋喋不休。之後他憑藉優秀的學業表現進入 Vassar College 主修英國文學,而文學除了作為他的心靈寄託,也將成為後續書寫人類學文章時重要的一部份。畢業後他與朋友們前往歐洲旅行,成為繼閱讀之後第二個開拓其視野的事件。然而當他回到美國時,卻不得不面臨當時社會環境下,女人所能接觸到、少的可憐的工作機會,擔任慈善組織會社的個案工作者和成為教師都讓他感到枯燥而失望。從 Benedict 的日記中可以一窺他此時的心境,遇見第一任丈夫讓他有感於真愛的降臨,而當時的觀念認為女性最大的幸運在於獲得真愛、相夫教子,Benedict 當然也曾思考過這樣的人生,然而其乏味程度實在難以容忍,使他不禁感嘆倒不如生而為男人,至少還能追尋工作。為了繼續維持家庭與緩解鬱悶之情,他選擇前往社會研究新學院旁聽,並因此開啟他與人類學的緣分(Barbara A. Babcock  1993)。

  在社會研究新學院,Benedict 旁聽了 Elsie Clews Parsons 的「民族學中的性別」、也上了 Alexander Goldenweiser 的課。Parsons 作為女性主義人類學家的思想啟發 Benedict,他認為女性應該超越被分類者,不作為誰的附庸而活,這正好契合 Benedict 此時的心理狀態;而 Goldenweiser 融合心理學的民族學研究也在 Benedict 心中種下種子,影響他後續的研究書寫傾向。隨著 Benedict 嶄露在人類學的天份,Parsons 將他引薦給 Boas ――哥倫比亞乃至美國人類學的第一把交椅,並於三個學期後獲得博士學位。其論文本身是圖書館研究,融合 Boas 有關傳播論的觀點與自己有關文化配置和人格的雛形。他也接任 Boas 的助教,Boas 對其的賞識溢於言表。此時他仍會於假日時回家與丈夫同住,維持有名無實的婚姻關係,故而雖然 Benedict 有著不同於同時代女性的自覺與自主性,但是部分的他仍徘徊於做個好妻子的社會角色,且渴望生育的心情重來沒有停止,我們不能完全以現在女性主義的觀點看待他(Barbara A. Babcock  1993)。

作品重點

        在學術研究與發展方面,Benedict 持續書寫有關神話、民俗故事等主題的人類學文章。1924 到 1931 年間他進行許多短期田野,蒐集諸如 Zuni、Cochiti、Pima、Mescalero 等傳說與儀式的資料,這些主題正好符合他比較內向而浪漫主義的內心世界。此前與 Sapir 和 Mead 的相識也將後續三人的命運綁在一起,然而本篇重點不在此故不贅述,而這三人發展出後來的文化形貌觀點。不過早先 Kroeber 有關模式的概念以及對心理學和人類學的想法早就啟發 Benedict,而與 Sapir 的接觸更是讓他書寫《文化模式》的想法越加濃烈,從兩人的通信中可知 Sapir 一直建議他書寫有關文化模式的文章,且提到最好能激起外界的興趣,Mead 也不斷推波助瀾,又 Benedict 自己也因為未能與 Kroeber 交流相似的想法而感到失望,諸多外界因素皆促成此書的問世。接著,Sidney Mintz 為其寫的回憶錄中則能窺見成書的內在因素(Mintz  1981),而整本書的書寫手法與概念皆再次回應 Benedict 一路來的學思歷程,以及他作為少數女性人類學家的心理與遭遇,這部分將於後續進行說明。

         在討論《文化模式》背後的作者心境以及所反映的時代背景之前,必須先簡單介紹此書。Benedict 在此展現 1920 年代人類學與心理學接觸的潮流,探討個人能動性與文化意義之間的關係,其文化整體論的概念可見一斑,而此觀點結合他文學出身的背景、詩學式的書寫方式以及細膩的心靈,進一步掌握並展現了全體性美學的文化特色。在此他運用前段所述的田野資料―― Pueblo、Dobu、Kwakiutl 為主題,將心理學、精神分析的觀點引入調查結果,並結合尼采對日神、酒神文化的概念,將這三個民族塑造成日神型與酒神型的人格類型,呈現了他把文化視作人格的理論。在《文化模式》中,他將文化視作個人,並區分為不同人格類型,其差異之大也塑造集體性格,在此 Benedict 將心理學從個人內心拉到了集體心理學、潛意識心理學的層面。此外,他認為差異頗大的各文化模式之中有其主導脈絡,而這些主導脈絡的形成則有關人類心智在面對無數可能性時所做的選擇,且此脈絡又會反過來影響生活在文化中的個人(Benedict  1934)。總之,文化適應與人格密切相關,且沒有好壞優劣之分,他在此重申了承繼自 Boas 的文化相對論觀點。

         Benedict 透過對傳說、詩歌、儀式的細緻描述,建立起文化模式的樣貌與多元文化的豐富性,而其細膩筆觸也成為人類學中獨特的書寫風格。除了這些外在的特色與影響之外,從 Mintz 的筆下我們也能發現 Benedict 的內心,Mintz 認為《文化模式》不僅僅呈現 Benedict 神秘的個性,也不只是他用來處理內在與外在衝突的手段,而根本就是作者本人的體現,並從三個方面進行說明(Mintz  1981)。首先,書中對於一致性的關注清晰可見,文化作為一種人格有其內在的普遍性與對應於外在的整體性,而這種對於文化全面性且近乎美學式的書寫基本上契合 Benedict 的個性,Mintz 也大膽認為他為此感到滿足。接著,對於主導脈絡作為一致性表達的關注也很重要,《文化模式》中 Benedict 更強調此概念,代表了他在智性與美學上對文化的深刻修辭性描述。最後則是有關選擇的觀點,在人類心智所能面對的諸多可能性中,文化選擇了特定的方向並前進。綜上所述,對於文化中各組成單位的和諧運作、對文化系統傾向的某些單一主題偏好、對人們選擇了他們的文化等等,皆呼應了 Benedict 自身的性格矛盾與他所面臨的特定生活環境(Mintz  1981)。不同於他人所見美麗、冷靜、寬容的 Benedict,Mintz 認為 Benedict 一生都在面臨並試圖做出選擇,而這種種選擇對於完整其人格應當是十分重要的(Mintz  1981)。

         回到《文化模式》,其 1934 年的出版獲得廣大迴響並引發討論,也使得 Benedict 成為 Boas 文化歷史觀點的最重要繼承人。正面評價包含肯定他對多元文化、文化相對論的主張,且因著其優美的文筆與流暢的寫作方式,讓過往艱澀難懂的民族誌與人類學逐漸被大眾接受,正好呼應了 Sapir 與 Mead 當時的鼓勵,Benedict 也因此成為當時最著名的人類學家。然而批評聲浪也不少,其近乎唯心的觀點受到左派物質論者的批評,然而有趣的是,Benedict 的學生正是一群如 Eric Wolf、Sidney Mintz 的左派思想者,在此可以發現所謂唯心論與物質論壁壘分明的觀點頗值得懷疑,而 Mintz 在很久之後也認為 Benedict 的關懷始終影響他(Mintz  1981)。另一個被猛烈攻擊之處在於寫作方式,《文化模式》的文學性描寫被其他學者貶為不科學且充滿幻想,甚至攻擊者們還將這種書寫模式與其女性身分做連結,進而大言不慚的暗喻女性沒能力做科學、只能書寫文學作品,或是嘲諷女性只能從事人文學科而非社會學科,由此可知,縱使 Benedict 的名聲響亮且成就卓越,也仍舊需要抵抗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刻板印象。當然 Benedict 沒有因為這些批評就改變寫作模式,他想強調的反而就是他人的批評之處,Benedict 認為這種書寫得以融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而這種人文關懷貫穿他的整個學術生涯,也體現於戰爭時期。

         隨著二戰到來,美國各學科都被國家收編在愛國主義下以對抗納粹,Benedict 當然也不例外。在此之前,人類學關注的事物雖然看似具有高度政治意涵,但是其運作基本上仍在學術範疇內,除了 Mead 以外其他人基本上都不太關心社會運動,且 Benedict 等反戰的浪漫主義者也很少真正參與當時政治,可以說 1920 到 30 年代的人類學還不算是當今我們認知的社會科學。然而到了 1940 年代,國家戰爭部門籠絡大多數的知識份子,過去人類學獨立於政治之外的態度逐漸站不住腳,Benedict 在此潮流下成為 Boas 學派幾乎是第一個站出來表態者,他公開反對種族偏見的態度在當時造成迴響,其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成書於這段時間。此外,他不只批評德國納粹的暴行,也批評美國社會以國家力量進行的體制性種族暴力,例如對少數族裔、黑人、弱勢族群的歧視等等都是其批評對象,因此對 Mintz 而言,Benedict 可以說是消除美國制度化種族主義的重要推手之一(Mintz  1981),而他的 The Race of Mankind 正於此時寫成。戰後其《菊與刀》則延續文化模式的概念,並拓展至有關國民性格的部分,影響之後美國對日本的接管政策,也開啟西方的日本文化研究熱潮,而伴隨的討論及爭議也非常多。戰後,Benedict 回歸學校,除了重拾學術研究之外,也繼續面臨整個時代的氛圍。

 

影響與評價

        1946 年 Benedict 榮獲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的傑出女性獎,也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當時依據美國軍人權利法案,許多士兵回到大學進行教育,Mintz 就是其中之一,這些人多數抱持著左派思想,而人類學正好為他們提供位置,故而此時Benedict獲得一批思想左派且剛剛退伍的男學生。依據 Mintz 回憶,他對 Benedict 的第一印象是優雅、沉穩、內向、寬容而略帶害羞的,他在課程中驚豔於原來文化既可以完整的如同藝術品,但又同時是能被研究、分析、理解的獨特之物,儘管 Mintz 對 Benedict 尊敬有加,他的其他同學卻不是如此。Mintz 有感於 Benedict 對男女同學的平等對待,即使這些退伍的男同學擠壓到女性的機會,且其中瀰漫的反女性偏見甚至延伸到 Benedict 身上,他卻始終保時超出己身的寬容,並一如既往的支持自己的學生。之後他也當選美國人類學會主席,申請到其晚年關注的當代研究――哥倫比亞大學當代文化的研究計畫,並藉著自身名氣,以及因著學校宣傳目的等原因於 1947 年獲聘為正式教授,此時已經是他生命的尾聲了。他最後出版的作品是身為美國人類學協會主席的演講稿 “Anthropology and the Humanities”,其中展現他對人類學與人文學科間建立橋樑的期許,雖然這個觀點幾乎沒人直接繼承,但是卻發人深省。最後 Benedict 於 1948 年因冠狀血栓症去逝。

         如同 Mead 所言,Benedict 是首位作為社會科學家而獲得重要地位的女性(Mead   1974)。他進入人類學的時間相對較晚,但是獲得的成就卻相當非凡,綜觀 Benedict 的一生,做為一位學者他的貢獻不言而喻,其將心理學結合人類學所發展的文化模式概念縱使已被其他理論取代,卻仍具有啟發性;而其著作中展現的文化相對論與多元文化觀點至今仍為人所知;他反對種族歧視的態度也成為對抗當時美國體制和國際局勢的重要力量;晚年時呼籲人類學與人文科學合流也展現他對於人文主義的關懷。他作為 Boas 最重要的繼承者之一無庸置疑,即使上述學思歷程至今幾乎無人繼承,他對人類學的影響仍歷久彌新。

         學術之外,作為一位女性人類學家,Benedict 的心理與所面臨的遭遇也使他更值得被欽佩。進入人類學之前他不得不面對社會給予女性的狹隘選擇,進入學界之後也必須時刻對抗時代氛圍下的刻板印象,雖然人人都說 Boas 對女學生很好,但是在這種所謂的紅利之下,Benedict 要面對的是對女性更加嚴苛、當時幾乎由男性把持話語權的人類學界。Boas 過世後他雖然短暫接掌學系,但是因為校長對學系的敵視、學校懷疑女性的能力等等原因,導致最後由 Ralph Linton 接任系主任,此人終其一生與 Benedict 關係惡劣,甚至宣稱 Benedict 死於他的詛咒,即便這些惡意的根本原因不是厭女,Benedict 都確實因為女性的身分遭受更多的挫折。直至過世前幾個月才獲聘為正式教授的待遇也與其成就不成正比,甚至到了晚年成為獨當一面的學者時,他都還必須面對退伍男學生的反女性偏見。此外,他對於人類學結合人文科學的呼籲至今看來也很重要,但是我們往往將此歸功給 Geertz 等人,忘記更早之前的 Benedict,雖然這不一定與女性身分有關,卻也值得我們深思。可以說,Benedict 的一生幾乎都在回應其女性身分。

         上述種種與 Mintz 認為 Benedict 一生都在做選擇的意見不謀而合。他必須選擇身為女性的自己要走什麼道路,也必須選擇學術立場,而這些選擇某種程度體現他的心境,即追求連續性、一致性的全體式美感,雖然我們無法證明這是否與他偏向害羞甚至是孤僻的性格有關,但是仍能稍微推測其作為與心境之間的共鳴。作為一位寧靜致遠的女性、一位二十世紀傑出的女性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 帶給後世的思考遠比想像中更多。

參考書目

S.Silverman, ed.

  1981  Totems and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garet Mead

  1959  An Anthropologist at Work: Writings of Ruth Benedict. Boston.

Barbara A. Babcock

  1988  “Not in the Absolute Singular’: Re-Reading Ruth Benedict,” in Nancy J. Colleen Ballerino Cohen,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Script of Anthropology: Benedict, Gender and Style,” Vassar College.

Ruth Benedict

  2011 [1934]  《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黃道琳 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Vassar College Special Collections

  1987  125th  Anniversary Event: Ruth Benedict Centennial, April 2-3.

延伸閱讀

S.Silverman, ed.
  1981  Totems and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garet Mead
  1959  An Anthropologist at Work: Writings of Ruth Benedict. Boston.

Barbara A. Babcock
  1988  “Not in the Absolute Singular’: Re-Reading Ruth Benedict,” in Nancy J. Colleen
Ballerino Cohen,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Script of Anthropology: Benedict, Gender and
Style,” Vassar College.

Ruth Benedict
  1974  A Humanist in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udith Schachter Modell
  1984  Ruth Benedict: Patterns of a Lif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uth Benedict
  2011 [1934]  《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黃道琳 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