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人|劉宗諺

Victor W. Turner(1920-1983)

  維克多・特納(1920-1983)承襲自父親的科學思維與母親的藝術傾向,從原先關注社會結構的方向,轉向為著重在象徵儀式之間的討論,其企圖不外乎就是想要忠實呈現人全面性的經驗,而這樣的個性,也正是促使他在人類學理論上不斷反叛、超越和創新(何翠萍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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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介紹

  維克多・威特・特納(Victor Witter Turner)在 1920 年生於蘇格蘭的格拉斯勾(Glasgow)。父親是一名電氣工程師、母親是一名劇場工作者。剛就讀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時,主修英國古典文學和詩詞,但因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的求學生涯被迫中斷,被徵召入伍,在英國軍隊待了五年,在從軍時期也與他的妻子:伊蒂斯・特納(Edith Turner)相識且結了婚,並育有五子。

  在從軍的那五年是特納學術生涯上的一大轉折,因為當時在從軍時期的特納幾乎沒有去打仗,但也因此有閒暇時間接觸到人類學領域的書籍並深受其啟發:例如像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以及芮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的《安達曼島民》(The Andaman Islanders),於是戰爭結束後,特納回到倫敦大學拿了人類學的碩士學位。

  畢業之後源於特納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於是便離開倫敦,加入了由一樣經常與引用馬克思理論的麥克斯・葛拉克曼(Max Gluckman)在曼徹斯特新創立的人類學系。在 1950 到 1954 年的四年間,特納在葛拉克曼的建議與支持下,與妻子一同前往非洲中部做有關恩丹布族(Ndembu)的田野研究。1955 年,他獲得了曼徹斯特的大學的博士學位、1957 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一個非洲社會的分裂與延續》(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著重在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的層面。根據特納夫人所說,其實在他們田野研究期間,特納就已經將研究主題從社會組織轉向為儀式,但因葛拉克曼的制止 ,他的博士論文才僅僅著眼於社會組織而已。而確實在特納出版博士論文後,它才開始陸陸續續書寫並出版有關象徵與儀式相關的研究文章;而葛拉克曼與特納在學術傾向之間的歧異,似乎也與特納後來離開英國到美國有關(何翠萍  1992)。

  1961 年,特納在美國加州史丹佛的科學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在那一年的時間中,他深受美國學術圈的自由開放與跨學科交流的研究氣氛所吸引。1963 年,他接受了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教職。在康乃爾任教期間,是他象徵與儀式的相關研究的高峰期,幾本有名的著作:《象徵的森林》(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1954)以及《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1969),幾乎都是這段時間內寫成的(何翠萍  1992)。1968 年特納接受了在芝加哥大學的教職,也是在這段時間內,他開始宣揚各類的象徵形式和過程做跨學科的人文社會研究的方向(何翠萍  1992)。

  從 1973 年開始,他創立並負責主編象徵、神會與儀式系列叢書,出版了七十多本出之多,也是在芝加哥的這幾年,特納參加了一個相當有聲望的「六人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哲學家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小說家索爾・貝婁(Saul Bellow)、藝評家黑羅德・羅伯森兒(Harold Rosenberg)。從這段時間的經歷也可以看出,特納後期的學術生涯如何從象徵、儀式研究,轉向為實驗劇場、小說、文學批評、慶典研究⋯⋯等(何翠萍  1992)。

  特納在 1977 年以人類學、宗教學的講座教授受聘於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這也是他學術生涯中最後一段光景。在這段時間他繼續發展在芝加哥大學對複雜社會的興趣,其中對於朝聖、現代與非現代社會不同的象徵與表演形式,如各式的儀式、劇場的研究以及他後來對於紐約百老匯實驗劇場、南美嘉年華會慶典的研究(何翠萍  1992)。特納在芝加哥大學與維吉尼亞大學的兩段學術經驗中,將人類學在跨學科研究的可能性上,尤其是在劇場理論與文學批評上的貢獻良多,也開展了人類學對複雜社會的各種經驗和各類他所謂的後設性批評(metacommentaries)——小說、劇場、藝術、遊戲等的研究(何翠萍  1992)。

  維克多・特納逝世於1983年,享年63歲。

作品重點

  特納的作品關注面向分為三個階段:從最初在英國曼徹斯特學派,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的層面;到後來開始談論儀式與象徵,以及最後開始往實驗劇場、文學批評、慶典研究⋯⋯等研究領域。

  因特納師從英國曼徹斯特學派的葛拉克曼,從特納對於中非恩丹布社會的作品——《一個非洲社會的分裂與延續》(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就被視為是曼徹斯特學派中最具代表性的產物之一,其中對於過程性分析的部分更是被視為精彩的代表之作,在《一個非洲社會的分裂與延續》中,特納利用社會劇(social drama)這樣充滿一系列中衝突與競爭之互動關係的概念,描述分析恩丹布社會的動態性,可見葛拉克曼對特納在經驗研究上,以及他早期在象徵、儀式的功能論說法上的影響,絕對是無庸置疑的(何翠萍  1992)。

  但其實特納寫作博士論文開始,他就有注意到儀式的力量,再加上他不滿於不管是曼徹斯特學派,或是六零年代、七零年代李維史陀結構主義風長下,對儀式象徵力量如此有限的論述,於是自從特納離開英國前往美國後,他逐漸將寫作重點轉而關注「象徵與儀式」,諸如:《象徵的森林》(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1954)以及《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1969),等作品,也都是他在康乃爾大學任教期間的作品,這段時間也是他在象徵儀式研究上的高峰期(何翠萍  1992)。其中借鑑阿諾德・范・傑內普(Arnold van Gennep)的通過儀式的三階段結構,並且擴展對於中介階段(liminality)的理論,可以看出他對象徵力量、中介交融狀態的探討(何翠萍  1992)。

  最後一階段是特納從 1973 年開始編寫象徵、神會與儀式系列叢書,以及後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期間,特納開始宣揚人類學可以透過儀式與象徵研究來進行跨學科研究的時期,這段時間內特納逐漸將學術重點從象徵、儀式轉向。像是他在芝加哥大學加入的「六人委員會」中,就可以看見他如何將寫作重點從儀式與象徵轉向為情緒研究、劇場理論、文學批評上,例如《從儀式到劇場:人類表演的認真程度》(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1982)、《中介狀態、卡巴拉與媒體》(Liminality, Kabbalah, and the Media)(1985)、《人類學的表演研究》(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1986)⋯⋯等作品,就是特納對於實驗劇場與劇場研究十分精彩的作品(何翠萍  1992)。

影響與評價

  特納受英國學派和葛拉克曼的影響。他主要的社會著作集中在分析過程性分析和儀式與象徵。但他在儀式與象徵方面逐漸脫離英國學派應用的涂爾幹範圍,轉向經驗方向研究,如從〈顏色的分類〉(1966)那篇文章之後,他由身體經驗談到朝聖經驗、社會經驗、文化經驗、表演經驗、儀式經驗。確立的是經驗定義了社會關係,創造並且改變社會關係及行動(何翠萍  1992)。

  在此之前,特納認為象徵或儀式的力量是來自英國學派所認知的「社會」對人的本性限制而來,但在認知層面他仍屬涂爾幹學派(聖與俗的分類)的範圍。此外特納也善用心理分析,將象徵與儀式的力量來源加入個人情緒和意念,或他所稱的「感性的一端」。特納認為社會的分類不必然早於儀式、象徵的分類,而儀式、象徵的分類也不必然早於社會的分類,這種說法超越曼徹斯特學派的社會功能觀點(也就是將社會先於象徵、儀式來討論),此觀點也在他《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1969)的後三章提出中介與交融所代表的非結構的批判、超越及改變的力量(何翠萍  1992)。

 

 

  特納最重要的概念和理論有幾點(何翠萍  1992):過程性分析、場域的概念、象徵的意義與力量、中介交融理論。

1. 過程性分析

  特納的過程性分析主要集中在恩丹布社會的研究。特納用「社會劇」(social drama)來敘述恩丹布社會的衝突、危機產生、解決(常以儀式方式),及分裂或和解的結果的過程,這種方式是曼徹斯特學派個案擴展研究。而特納精湛細膩的資料和對人物關係與性情的確切掌握,使得《一個非洲社會的分裂與延續》(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成為曼徹斯特學派的經典之作,也對日後的網絡分析、博弈理論、對日常生活中個人操弄行為的概念化的多種方式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何翠萍  1992)。

 

2. 場域的概念:儀式的情境、行動的個人及時空的凝結
  從特納的 Ihamba 治療儀式分析研究中,特納為了瞭解 Ihamba 儀式,必須先了解Kamahasanyi 這個人、所屬村莊、在村莊中的地位、所屬派系,其派系的歷史恩怨、村落在整個恩丹布社會的時空背景和地位。特納認為 Kamahasanyi 這個人在村中定位是:「因英國殖民政府不再承認恩丹布傳統村落頭人的領導地位,導致恩丹布社會經濟、政治、打獵工作生活也受影響。這種壓力使個人之間、個人和氏族之間、民族之間本就因母系傳承和隨夫居規範之間衝突的壓力更加強」。特納對他所強調的行動的行動的個人的想法是:「沒有一個行動不負載著歷史,或不對未來有某種程度的預期。他強調人類學家的觀察是有限的,只是歷史時空的一個凝結,人有主動性。」可見行動所富含的個人、社區歷史、歷史心結恩怨、政治主流非主流、各種事件的積累都是特納認為那所構成行動的個人或儀式的情境。所以他認為分析一個社會場域的結構,我們不僅需要考慮空間中實際牽扯到的實質,還有個人或團體為了追求他們現在或長久追求目的的活動層面。整個社會運作的過程就是得從經驗和歷史的層面上理解這些造成個人或社區行動的情境(何翠萍  1992)。

 

3. 儀式、象徵的意義與力量
  特納提出三個做任何實證研究都需要做到的層面的方法:一是經由當地人對儀式、象徵的解釋,或他們評論性的詮釋而來的意義;二是經由觀察分析儀式和象徵如何被舉行、操作、使用的層面而來的意義;三是經由觀察分析象徵在儀式空間場域裡的空間相關位置的層面而來的意義。配合對社會情境的理解,他發覺在儀式行為裡,就像任何人的行動一般,也有一套行為是被社會文化的認知、價值所引導,另有一套行為是受個人或派系某種利己的動機所引導(何翠萍  1992)。

 

4. 中介、交融理論

  借鑑了阿諾德・范・傑內普(Arnold van Gennep)的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的三階段結構,他將通過儀式分為三個階段:分離(separation)、閾限(liminality)、聚合(aggregation)。特納特別強調「閾限」階段,他認為在邊緣階段中的人是具有無定形性或稱「中介性」的性質。當特納把中介性與社會體系對照時,二分概念就出現了。中介性常有的特性是過渡性、轉換性、水乳交融、同質性、平等關係、整體的、跟財富無關的、赤身全裸或全體穿相同制服的、羞辱的等等。而這些特質相對於社會地位體系中凝結的狀態、結構分明、異質性的、階層上下關係的、部分牽扯到財富的、以衣著區分身分的等等。這些二分與英國學派應用於涂爾幹「聖與俗」的二分法有絕對的淵源(何翠萍  1992)。基於上述的通過儀式理論,特納提出了閥限(liminality)以及共同體(communitas)這兩個概念。他指出,處於閥限狀態的人,其特徵不會是清晰的,他將從文化中的結構之中脫離,因此,閥限常常是與死亡、受孕、隱形等事物關聯在一起(Turner 2006 [1969]:94-95)。透過閥限狀態,原有的社會階級、文化規範被排除,這時人們處於一種超越正式社會關係的狀態,而這樣的狀態使得人們可以團結一致,這就是特納所謂的共同體(communitas)。特納在文中提到共同體(communitas)具有自發性、即時性及具體性的特點,而這些特點是與社會結構所具有的社會規範所制度化、抽像化的特點相對立的。但只有在共同體(communitas)與社會結構相混淆的情況下,共同體(communitas)才會變得顯著且可以接近(Turner 2006 [1969]:128)。而所謂的共同體(communitas)與結構是相對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被各種社會關系所連接以及區分,如:社會階級,種姓制度。這樣的社會是一個有差別的,結構化的體系,由許多不同的價值判斷將人們區分開來。而在共同體(communitas)的狀態下,這些區分都將會暫時消失,社會呈現無結構狀態,甚至只是各個平等各體的合同(communion),人們只服從一個儀式領袖(田青  2004)。但因為特納談論泛文化的中介與交融的力量時,較常概化的談論交融的性質,因此誤導後人誤用中介理論。其實討論特納的交融理論時,應該要注意中介狀態在結構中的位置與其辯證關係——交融或中介永遠是相對於社會或社會結構。特納從民族誌發展出一個理念:這種儀式威權所附涵的神秘力量,往往是造成挑戰政治威權的弱者力量,或邊緣力量的來源,因次儀式也成為對社會的一種反思、批判與超越(何翠萍  1992)。

  何翠萍(1992)在《見證與詮釋》中對於特納的評價中利用其個性與喜好,也就是其「兩極傾向」與「反叛性格」來討論特納的學術轉向。特納晚期在討論自己一生時就常以「我所傳承自父親的科學(的天性)和我所傳承與母親在戲劇上的天賦」做解釋,從特納在個性上的兩極傾向——科學與藝術——開始可以看見,他認為他自己的一生就是搖擺在科學與藝術之間,這樣的取向讓他在滿足於實證科學的渴望後,就會形成對於藝術、文學、美感追求的慾望;而他的「反叛」傾向,也可以從他在中非做田野時體現出來,他從一開始做田野時,就無法滿意於在儀式和社會之間畫等號的做法,因為在儀式中可以看見許多非語言的符號、象徵,他認為如果忽略儀式的力量,將無法理解所謂「全面的人類經驗」。也正是綜合上面的雙重個性與反叛性,才會讓他想出用劇場的比喻表達他在實地經驗研究裡所感覺到的在社會衝突、對立、分裂、和解的整個過程中的假設性、模擬性、批判性。這也正可以解釋出特納在學術取向的轉向(何翠萍  1992)。

參考書目

何翠萍
 1992  〈特納——比較象徵學大師〉。收錄於《見證與詮釋》。黃應貴主編,頁 282-377。台北:正中書局。

Turner, Victor

 2006[1969]  〈閥限與交融〉,刊於《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第三章。黃劍波、柳博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田青
 2004  西方人類學名著提要 。王銘銘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延伸閱讀

優秀作品

Turner, V. W. 

 1957  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 A study of Ndembu village life. Manchester, Eng.: Published on behalf of the 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 Northern Rhodesia, b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0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City: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Publications.
 1985  Liminality, kabbalah, and the media. London: Academic Press.

Turner, V. W., & Schechner, R.

 1986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相關傳記

TURNER, E. 

 2008  Exploring the Work of Victor Turner: Liminality and Its Later Implications. Suomen Antropologi: Journal of the Finnish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33(4), 26–44.

Babcock, Barbara, and John J. MacAloon

 1987  Victor W. Turner (1920–1983): Commemorative essay. Semiotica 65.1–2: 1–27.

Babcock, Barbara

 2001  Woman/women in ‘The Discourse of Man’: Edie Turner and Victor Turner’s language of the feminine.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6.2: 115–123.

Deflem, Mathieu

 1991  Ritual, anti-structure, and religion: A discussion of Victor Turner’s processual symbolic analysi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0.1: 1–25.

Erickson, Paul A., and Liam Donat Murphy, eds

 2010  Readings for a history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3d ed.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St John, Graham

 2008  Victor Turner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performance: An introduction. In Victor Turner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performance. Edited by Graham St John, 1–37. New York: Berghahn.

Ortner, Sherry B

 198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6.1: 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