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金關一生的寫作，無論是在日本或是臺灣，都橫跨了多種領域，包括體質人類學、醫學、解剖學、民俗學、民族學、考古學與文學⋯⋯，這固與他的成長背景有關，也難脫時代背景影響。

　　臺北帝國大學在1928年成立的背景有二：其一為欲抑制臺灣年輕人到日本升學，為的是避免臺灣人在當時的大正民主與民族自決氛圍下，吸收到對殖民統治有害的政治思想；其二為1920起日本殖民政策調整為內地延長主義，應運而生的《新臺灣教育令》確立臺灣學制包含高等教育。臺北帝國大學甫成立時，有兩部門學科：一為研究臺灣、華南與南洋人文的文政學部，二為研究熱帶農業為主的理農學部。至於醫學部僅在規劃中，並未於1928年同時設立。箇中原因為：雖然總督府基於將欲習醫的臺灣人限制於醫專、日本人則就讀醫學部的殖民地統治結構考量，決定採行醫專與醫學部兩部制，但當時已有臺北醫專，加上一戰後的日本的戰後恐慌和經濟問題，導致預算不足，故臺北帝國大學的醫學部成立計劃暫時被擱置。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正式進入戰爭動員，臺灣在戰爭中的角色越發重要，因此醫學部才得以在1936年正式成立。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起初設有五種，共七個講座（解剖學與生理學有兩個講座）：解剖學、生理學、生化學、病理學與細菌學。^[7]

　　在這樣的時代脈絡下，金關任解剖學講座教授，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重點，以臺灣為中心，擴及東亞，不可否認地部分是受到殖民氛圍的影響，為了服膺帝國統治的需要，帝國大學的講座制度也是便於帝國學術動員的工具。故當時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有助於處理與定位東亞的異民族關係，將東亞整合進大東亞共榮圈的關係中。為此，其體質研究的對象包括：

　　（一）臺灣島內：漢人、平埔族、原住民、史前人骨。

　　（二）臺灣島周圍：廣東人、珠江蜑民、海南島的漢人、黎族與回民、琉球人、南洋諸島住民、河南安陽與山東城子崖人骨等。另在日軍佔領區也有少數研究。

　　金關對於東亞民族系統性的研究，基於19世紀末人種學的概念，人種分類主要依據語言和體質，故體質研究與型態學的分類項目含血型、手足紋理、膚色、毛髮、眼睛顏色、顱骨與身體骨骼測量、比例等等。

　　金關的研究中除了活體測量，也包含骨骼，故他也積極投入東亞各地的考古發掘中。他在臺灣重要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年代從新石器時代到近代皆包含在內。曾參與具代表性的遺址如：南投大馬璘、高雄大湖、臺中營埔、臺東卑南與臺北圓山等。這些遺址中包含了日後的國定遺址，以及成為臺灣考古學文化命名遺址者，是建構臺灣史前史的重要資料。^[8]

　　金關不只對臺灣考古學有所貢獻，也根據1930年代末期在大湖遺址發現的黑陶，在1943年發表〈台湾先史時代に於ける北方文化の影響〉一文，此文一反當時日治時代學者對於臺灣原住民起源的主流論點──南來說。南來說認為臺灣原住民是從南方一波波來的移民，與亞洲、中國沒有關係，且需要非中國人的幫助，以抵抗中國入侵。金關以臺灣考古發掘出的黑陶、彩陶，論證台灣史前文化、原住民與中國間的關係，提出西來說（部分學者稱之為北來說），成為兩岸史前文化研究的重要發端，影響國分直一、鹿野忠雄等人對臺灣史前文化來源的看法，^[9]影響所及乃至戰後。^[10]對於日本基層文化的起源，金關的研究認為應是源自南方，同樣與當時學界的普遍認知相悖。

　　金關對於臺灣的民俗學研究，多刊載於《民俗臺灣》期刊上，他經常使用不同筆名撰文，書寫他搜集各地的民藝品，如士林刀、花籃、藥罐等，材質和種類都非常多樣，間接引起官民對民藝的注意，觸發臺灣民藝運動，引發日本民藝之父柳宗悅對臺灣民藝的興趣，對臺灣的民間生活用具做全面和系統性的考察。^[11]另外金關的不少文學創作，不乏以臺灣為背景者，其間亦可見到關於臺灣風土人情的描寫，如短篇推理小說《龍山寺の曹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