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人|郭天祐

Renato Rosaldo(1941-)

  雷內托.羅薩多(1941-)為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詩人,曾與妻子在菲律賓呂宋島針對 Ilongot 人進行田野調查。文章〈悲痛與獵首者的憤怒:論情緒的文化力量〉(“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 On the Cultural Force of Emotions”)(1993[1989])[1] 融會了個人喪妻的經驗與當地人獵首時的悲憤,被視作後現代人類學書寫的典範之一。研究領域也包括墨西哥裔美國公民(Chicano)和加州拉丁裔美國公民。目前為紐約大學人類學和社會及文化分析的榮譽教授。

生平介紹

  Renato Rosaldo Jr.,1941年4月15日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香檳市(Champaign, Illinois)。四歲的時候因父親任教於威斯康辛大學,舉家搬到了威斯康辛州的麥迪森市(Madison, Wisconsin)。他的父親 Renato Rosaldo 是墨西哥人,也是美國第一代專攻墨西哥和拉美文學的西班牙語文學研究者;母親 Betty Potter Rosaldo 則是英國人。因為雙重族裔的身分,Renato 從小便能熟悉地使用兩種語言,儘管身邊人們的關係使他對使用西班牙語有些排斥。

  12 歲時,隨著父親轉往亞利桑那大學的西班牙語學系任教,Rosaldo 一家再次搬遷到亞利桑那州的土松市(Tucson, Arizona)。R.Rosaldo 就讀於土松高中期間,加入了對他影響深遠的團體──「追尋者」(Chasers),在同儕們的影響下,重新肯認了自己奇卡諾人(Chicano,墨西哥裔美國人)的身分。2019 年出版的詩集《追尋者》(The Chasers),就緣起於這段年少經驗。

  R.Rosaldo 於 1959 年進入哈佛大學,1963 年獲西班牙歷史與文學學士,同時也修習了不少人類學的課程。畢業後他前往西班牙,但當時在佛朗士的極權統治之下,西班牙語文學研究者的前景黯淡,R.Rosaldo 於是重回哈佛就讀人類學研究所,並藉由擔任助教的機會,更深入認識古典理論,日後形成他知識體系的四根樑柱:馬克思、韋伯、涂爾幹和佛洛依德。1964,他與 Michelle Rosaldo 結婚。在 Harold Conklin 的指導下,他與妻子前往菲律賓呂宋島北部進行對伊隆戈人(Ilongot)為期三年的田野調查,並於 1971 年以《伊隆戈人的社會組織〉(Ilongot Social Organization)為題取得博士學位。

  1970 年秋季,R.Rosaldo 前往史丹佛大學任教,並於 1974-1975 年偕同妻子重返呂宋島進行田野。此次的田野著重探討伊隆戈人如何記憶過去。返美後,他與妻子一同於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深造(1975-1976),並在 Clifford Geertz 的建議下,閱讀了 Norman Ryder 關於同儕分析(cohort analysis)的文章,促成了知名的民族誌《伊隆戈人的獵頭,1883-1974:一個有關社會與歷史的研究》(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80出版)。

  1981-1982 年,他和妻子接受了 Fulbright 獎學金,預計於菲律賓碧瑤大學(UP Baguio)講學一年,同時於暑期進行關於伊富高人(Ifuago)的田野工作。1981 年 10 月 11 日,Michelle Rosaldo外出調查時,於山路小徑上不慎墜河而亡。切骨的喪妻之痛,讓 R.Rosaldo 深刻理解了伊隆戈人獵首的悲憤情感,也讓他寫出了後現代人類學中自我民族誌的名篇 〈悲痛與獵首者的憤怒:論情緒的文化力量〉(“Grief and Headhunter’s Rage: On Cultural Force of Emotions”,1989 初版),並在 28 年後出版了一本關於此事件的詩集《雪莉死亡之日:關於悲痛的民族誌與詩作》(The Day of Shelly’s Death: The Poetry and Ethnography of Grief,  2014)。

  再次返美後,R.Rosaldo開始將重心放回自身的文化背景,針對奇卡諾人、加州的聖荷西的文化公民身分 (cultural citizenship)與拉丁裔居民進行研究,並組建了名為「拉丁裔文化研究工作小組」的跨學科研究團隊,包含人類學、教育、政治學、歷史、文學等各個學科,就相關主題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1970-1984 年的奇卡諾研究回顧〉(“Chicano Studies, 1970-1984”,1994))、〈加州聖荷西的文化公民權〉(“Cultural Citizenship in San Jose, California”,1994)等。

  在理論層面上,1980 年代晚期,他在古典社會學者和佛洛依德之外,更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歷史學者湯普森(E. P. Thompson)、社會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和保羅吉洛伊(Paul Gilroy)、女性主義理論家葛洛莉亞・安莎杜娃(Gloria Anzaldúa)、奧德雷洛德(Audre Lorde)和亞卓安芮曲(Adrienne Rich)等人的著作,在這些刺激與反思下,他於1989年出版了《文化與真實:社會分析的再造》(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以回應當時席捲人類學界的再現危機。

  R.Rosaldo於 1991-1995 年擔任美國民族學會(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的主席,並於 1997 年獲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2003 年,他離開史丹佛大學前往紐約大學任職,目前為該校人類學和社會及文化分析的榮譽教授。除了人類學者的身分外,他也是一名詩人,現已出版四本詩集《向蜘蛛女祈禱》(Prayer to spider woman/Rezo a la mujer araña,2003)、《迪亞哥盧納的內幕消息》(Diego Luna’s Insider Tips,2012)、《雪莉死亡之日:關於悲痛的民族誌與詩作》(2014)和《追尋者》(2019)。 

作品重點

  R.Rosaldo 作品數量眾多,且具多重面向。下文將分為東南亞研究、美洲研究、文化理論與後現代人類學和詩集分別挑選代表性作品介紹。

 

(一)東南亞研究

  《伊隆戈人的獵頭,1883-1974:一個有關社會與歷史的研究》(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是 R.Rosaldo 的代表作,也是東南亞人類學、歷史人類學的重要作品。本書的研究對象為菲律賓呂宋島上伊隆戈人的「歷史」。古典人類學傾向認為他們研究的原始社群永恆不變,只有無休止的循環歷史(eternal cyclical history),因此在西方研究者眼中是「沒有歷史」的(Marcus & Fischer,1996:98)。但過去功能人類學所注重的共時性社會結構並不能適切分析伊隆戈社會。因此 Rosaldo 提出:民族誌應該以歷史視角來研究原始社會,不再將社會結構視為歸納綜整後的抽象化結論,而將其視為分析的起點。

  R.Rosaldo 選擇以具體的歷史個案來重建伊隆戈人的歷史,進一步理解現在的他們。對伊隆戈人來說,一個個故事,便是他們行為的嚮導;他們也總以過去活動過的地點,再現他們過去的時間與歷史,使時間空間化(spatialization of time)(黃應貴,2004)。透過將學術論證與具伊隆戈人特色的傳記交融,R.Rosaldo 試圖藉由形式再現伊隆戈人思考的模式。這樣形式上的創舉是突破性的,也是他對再現危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的回應(姜志剛,2015)。

  R.Rosaldo 以仇殺(feuds)作為切入伊隆戈社會與歷史的關鍵,進而理解如婚姻和移居等社會過程。仇殺的基本單位是以祖居地為名的 bērtan(階級、種類、種屬、群體)為基礎,無論是獵頭的對象、婚姻的聯盟都是以 bērtan 開展。bērtan 是一動態的集體認同,一個伊隆戈人一生中的不同階段甚至很有可能分屬不同的 bērtan。 1950-1960 年代,隨著新教的傳入與游擊隊減少,仇殺逐漸匿蹤。1972 年政府禁止獵頭,他們再也不稱呼自己為伊隆戈人。

  上述種種事件都顯示出伊隆戈人置身於世界體系中,不斷與政府、殖民者甚至外來宗教產生關係與變化。透過伊隆戈人內部的歷史(1919-1944)與外部世界發生的歷史(1565-1974)兩者交織,R.Rosaldo 以歷史的角度將 bērtan 視為分析的起點,呈現出了伊隆戈人的文化、思考模式與社會。為當時正在發展中的歷史人類學界,注入了新的活水。

 

(二)情緒人類學

  〈悲痛與獵首者的憤怒:論情緒的文化力量〉(1993[1989])一文,是後現代人類學書寫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也是情緒人類學中的名篇,Rosaldo 將個人生命經驗與田野經驗鎔鑄在一起,提供探詢他者情緒的不同管道。本文曾於美國人類學年會發表,後作為《文化與真實:社會分析的再造》(1993[1989])的序章問世。幾經編修後,在《雪莉死亡之日:關於悲痛的民族誌與詩作》(2014)再次出版。
  作者以一個簡單的問答為開頭:「你們(伊隆戈人)為何要獵首呢?」伊隆戈長者的回答是 :「因為自悲痛(grief)誕生的怒火(rage)迫使我去獵殺我的同族(人類)。」當 R.Rosaldo 第一次聽到長者的說法時,把悲痛等同於難過(sadness),並沒有放在心上。當時的他轉向交換理論以解釋獵首的原因:被斬首的人之死取代了他親屬的死亡。但這樣的解釋並不能讓伊隆戈人信服,也難以解釋為何要冒險犧牲自己的性命來取得他人的性命。
  馬可仕政權時期開始全面禁止獵首,伊隆戈人內心的怒火只能透過福音教派來宣洩或深埋心裡。當時 Geertz 受詮釋學(hermeneutics)影響的詮釋人類學已經發揮影響力,儘管 1970 他已遭受喪弟之痛,但對 R. Rosaldo 而言,真正的「啟發」還是 1981 年 M.Rosaldo 的失足。他將自身經驗融鑄進書寫,讓讀者透過他的書寫理解另一個文化中的情緒動力。他最後提到,人類學者和當地人應該被視為連結(conjunction):當地人有洞察力也有盲點,在場的人類學者也不應忽略自己過往的人生經驗,那些可能是解讀情緒的文化力量之重要工具。此文成為日後情緒人類學與後現代人類學討論研究者自我經驗與現身的經典名篇。
 
(三)美洲研究
  Rosaldo 的美洲研究與他的社會參與不可分離。自 1968 年任職於史丹佛大學起,他便積極參與奇卡諾運動產生的校園政治,並在 90 年代創立了橫跨人類學、教育、政治學、歷史、文學等學科的研究團隊「拉丁裔文化工作小組(Latino Cultural Studies Working Group)」,培訓年輕有色人種學者進行民族誌工作與論文寫作(Rosaldo,2021)。〈加州聖荷西的文化公民權〉(1994)一文即來自小組的研究成果。
  在美國的民權運動中,每一波抗爭(如黑人民權、女權運動)都肇因於憲法對特定群體的不公平對待,文化公民權亦是少數族裔爭取民主發展參與權的過程。〈加州聖荷西的文化公民權〉一文提出「文化公民權」的概念:不同於法律公民權,文化公民權更強調文化多樣性在法律和政治權利上的保障。如奇卡諾美國人的 respeto ,既是他們理解人性尊嚴的重要概念,更是爭取文化公民權的重要方針。R.Rosaldo 進一步提出:不同群體所爭取的文化公民權,不只是在「想像」一個新美國,而也正在「創造」一個新的美國。
 
(四)文化理論與後現代人類學
  R.Rosaldo 長久關注人類學的民族誌書寫與真實的問題。《伊隆戈人的獵頭》採取敘事與學術討論交纏的寫作形式試圖重現伊隆戈人的思考模式。1989 年出版的《文化與真實:社會分析的再造》反思當時人類學界逐漸拋棄對其他文化「真相」的追尋,轉向在政治與認識論多元分析形式此一現象。他表示:如果民族誌的目的是在「最複雜的情況下理解人類的可能性」(Rosaldo,1989:62),過去古典人類學的諸多積習,如盲目追求客觀性、視原始社會為不變實體的概念等等,就應該更正;同時人類學者也得將目光著眼於日常出現的即興事件。民族誌作品中不僅僅應有作者獨白式的自述,也同樣應該有關係性的知識(relational knowledge)之身影,讓在地人的聲音與形象同樣在場於紙面的民族誌作品中。在〈自他的帳棚門口:田野工作者與審訊者〉他檢視民族誌式的史學著作《蒙大猷》(Montaillou)(1975)與民族誌經典《努爾人》(The Nuer)(1940),分別以田野工作和描述性修辭學(descriptive rhetoric)分析民族誌的寫作策略與權威塑造模式,呈現出報導人、田野工作者和民族誌書寫者之間的隱微的權力關係。此文收錄進後現代人類學經典論文集《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 (Clifford & Marcus,1985)。
 
(五)詩集
《雪莉死亡之日:關於悲痛的民族誌與詩作》
  本詩集是在 Michelle Rosaldo 墜崖 28 年後,於 2014 出版的作品。R.Rosaldo  在這本詩集中,他提出了Antropoesía(Anthropoetry/人類詩)此一概念,試圖以詩歌(verse)營造出能企及民族誌般準確且可信的世界(Rosaldo,2021:7)。本書的編排是以日程為基礎,將 M.Rosaldo 墜落的那天細碎切分,將每個時間節點放大;也調度多重的視角來回顧這充滿傷痛的一天,展現不同認知下的世界與此一悲劇。語言風格則偏向 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般多用簡明清晰的描述性意象,以鬆散的短句營造氛圍。在此書中,R.Rosaldo書寫的不僅是個體的事件,而是全人類的哀痛;在此意義上,他已經成為了韓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1891)所言的「任何時間的任何人」。

影響與評價

  Renato Rosaldo 可說是多產的人類學者,歷經生命中的重大悲劇,依舊筆耕不輟。他的學術成就,可以透過四個面向來定位:東南亞人類學、歷史人類學、情緒研究和後現代人類學。

  在東南亞研究方面,《伊隆戈人的獵頭,1883-1974:一個有關社會與歷史的研究》可以視作該區域研究「新民族誌」(new ethnography)的代表,以歷史化書寫的形式開拓了民族誌的面向(King & Wilder)。在歷史人類學方面,該書可以視為民族歷史學(ethnohistory)的成果,提醒了人類學「歷史」是可以由傳統歷史學所注重的文字書寫以外的方式來再現(如bērtan的聚散);當地人會產生他們自己的歷史意識(黃應貴,2004)。他以形式還原了伊隆戈人概念的「歷史」,也為歷史民族誌提供了新的書寫方式。(Marcus & Fischer,1996)。在後現代人類學和情緒研究的部分,〈悲痛與獵首者的憤怒:論情緒的文化力量〉一文展現了人類學者如何將自身經驗與他者的文化鎔鑄,以達到真正的理解與深邃的民族誌移情。後現代人類學則著重如何將自身的反思性主體經驗和田野所見互相交織,使作者在人類學書寫中真正的「在場」,而非僅是「超脫而帶有諷刺色彩的觀察者」(Clifford & Marcus,1985:130)。

  在美國學界,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以自身的族裔經驗出發,積極探討美國公民身分的意義(Behar,2010:222),貶斥學界的男性中心主義(Rosaldo,2014:136)。在文學方面,他展現了一個學人類學的詩人如何兼擅兩個領域。既能既能精準駕馭優美書寫的美學層次,又不失人類學眼光對個體的關注。正是人類學賦予他探詢世界突觸的能力,使他將單數且自我的詩歌,轉變成了描述普遍性哀痛的詩歌們。

  

註解

[1] “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 On the Cultural Force of Emotions” 之中文譯名,採自林浩立〈世界人類學日:我最喜愛的五篇人類學文章〉(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58)。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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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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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25. anniversary ed.,[Repr.]. Berkeley, Calif.: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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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ldo, Renato
 1986 From the Door of His Tent: The Fieldworker and the Inquisitor. In Writi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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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Cultural Citizenship in San Jose, California.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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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伊隆戈人的獵頭,1883-1974:一個有關社會與歷史的研究》。張
 經緯,黄向春和黄瑜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1989] Culture &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With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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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The Day of Shelly’s Death: The Poetry and Ethnography of Grief. Dur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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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Doing Fieldwork Without Knowing I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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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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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應貴
 2004〈歷史與文化--對於「歷史人類學」之我見〉。《歷史人類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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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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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Creativity/Anthrop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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