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於女性主義、酷兒與種族研究的交織（intersectional）領域，Ahmed相當多產，至今已出版十一本專書，與他人合著三本書，以及發表數十篇期刊文章（ibid.）。以下簡介其中四本書。

（一）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2004）

　　Ahmed 在本書闡明其對於情感與情緒的現象學詮釋視角。首先批評關於情感與情緒的兩種常見思考方式：第一種是「由內而外」的模式，認為情感是一種內在於個人身體的東西；第二種則是「由外而內」的模式，把情感視為一種社會凝聚的力量，而非主體的自我表達。這兩者都錯誤地假設內部和外部、個人和社會之間的區別為客觀的，而Ahmed提出另一種情感的存有論解釋，即情感本身就是內外之間界線的構成，以指向或遠離對象（object）的方式決定身體之間的邊界，於是情緒與情感可以在社會世界中透過其附著在物體、話語、實踐和主體上的方式被解讀。透過這個基本視角，本書主要以英國政治為例，分章聚焦在不同的情感如何連結到社會和文化實踐，政治權力又如何藉此創造出身體的表面與界線。

（二）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2010）

　　從「『幸福是值得的』意味著什麼？」這一叩問出發，Ahmed 論證了不幸福與痛苦如何被定位在特定身份身上。藉由快樂的家庭主婦、不快樂的同性戀者與移民的例子，Ahmed 分析情感的主體化作用，說明「壞的感覺」如何能夠且必須轉換為「好的感覺」，以維持幸福的承諾。於是幸福不再只是心理屬性，而是成了一種道德要求（moral imperative），是身為異性戀與多元文化社會的一份子的條件。社會的幸福腳本規範了幸福的方向，而一個被認可為好的主體要能將自己導向適當的對象。然而，幸福與不幸福的感受是在身體經驗到後出現的，變革的意識將萌芽於出乎意料的（out of skin）、異於世界所投射的承諾的體驗，因此 Ahmed 提出「有希望的焦慮」，作為對單一幸福承諾的反動（Weems 2012）。

（三） On Being Included: Racism and Diversity in Institutional Life（2012）

　　藉由對多元性從業者（diversity practitioners）的訪談與Ahmed自身經驗，本書的討論圍繞在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多元性工作。在大學裡，「白皮膚」是常態，少數族群則被標記為他者，被制度之牆阻擋在外。當機構開始使用「多元性」的語彙，雖然將更多不同的人「帶上檯面」，卻也導致對弱勢群體的象徵性消費，且否認種族主義的影響，以空泛的「多元」迴避平等與社會正義責任。Ahmed 批評大學對不平等問題的處理只有淺層的「勾選框方法（tick-box approach）」，並描述多樣性如何成為債務（debt），讓少數群體對機構的多元性承諾心存感激，而落入一種規範的、有條件地包容的被動位置（Khoo, etc 2021）。Ahmed 強調以批判眼光檢視機構的多元性計畫，持續指出種族主義的存在。

（四） Living a Feminist Life（2017）

　　在這本辭去學院職位後出版的第一本書，Ahmed 講述自身從一個執著的（willful）女孩蛻變為一名女性主義者的生命故事（Ahmed 2016b），並論述種族主義、階級壓迫與性別歧視如何交織在社會關係中，以及女性主義理論如何有助於看見權力的壓迫、凝聚抵抗社會規範的力量。站在「掃興女性主義」（feminist killjoy）的立場，除了延續對大學機構以多元主義的修辭掩蓋權力關係的檢討，Ahmed 也探討以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者在社會上所面對的阻力，鬥爭的過程充滿挫折，因此需要學習與斷裂（fractures）共處。最後，在 ”A Killjoy Survival Kit” 與 ”A Killjoy Manifesto” 兩個結論中，Ahmed 提供幫助掃興女性主義者堅持下去的建議與資源，以及十點行動方針，重申日常抵抗多重交織的壓迫的重要性（Brigagão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