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伯病逝後，各方弔念訃聞如雪片般飛來，顯現一代學術巨人之影響力（Steward  1973）。克魯伯可謂第一位鮑亞士學派學者（Jacknis  2002），當時正值人類學逐漸自前現代往現代轉型之過程，從紳士業餘興趣進入專業學術領域。克魯伯之理論框架大致繼承恩師鮑亞士，以歷史特殊論與文化相對論為經緯，打破帶有種族中心主義之單線社會演化論，並以搶救人類學之概念將其理論應用於美國西部原住民田野。鮑亞士之學術傾向在二元極端中搖擺：人文主義之文化整體觀與科學實證論之法則追尋，而其後輩學生則各自於此二路線前進。克魯伯之傾向較偏向人文主義，並重視文化之歷史空間，將人類學視為自然史的一部分（Steward  1973），認為歷史為決定文化現象之最重要因素，不支持能從現象得出因果推論。或許也因此克魯伯雖多次邀請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與芮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至加州講學，但並未接受功能學派觀點。而克魯伯之超有機體理論在當時引起相當大爭論，如薩丕爾即反對此觀點，於當時之《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s）有精彩論戰。

　　體制建立與教學面上，克魯伯參與於 1902 年創立之美國人類學學會（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並於1917－1918年擔任主席，其與鮑亞士觀點類同，支持會員資格應限縮為專業學者，主張領域專業化。克魯伯之學術地位亦部分來自其基地穩固，在博士訓練後幾乎整個學術生涯均在加州大學，其整理規劃加州大學附設之人類學博物館館藏、並參與加州大學人類系之草創，其乃加州第一所人類學教育單位。擔任加州大學人類系系主任期間，克魯伯亦延攬羅維（Robert Lowie）、麥孔恩（Theodore McCown）等學者至加州大學任教，令其逐漸發展為西岸人類學教學與研究之熱點。克魯伯於個人教學生涯中一共指導 25 位博士生，大多數學生博士論文與日後之研究方向均集中文化人類學，重要學生如杜波依斯（Cora Du Bois）、湯普森（Laura Thompson）等，可見後繼學者已逐漸自四大分科通才理想轉向專長人類學次領域研究。

　　克魯柏之政治傾向為自由主義者，對政府事務較不關心，亦為現今被挑戰其漠視加州原住民權利受損之原因之一。若欲評價克魯伯，亦不可忽視與 Ishi 之互動，其在學術與私人生涯均留下遺緒與陰影。2021 年柏克萊大學移除包含人類學博物館與人類學系之克魯伯館（Kroeber Hall）之冠名（Kell  2021），此舉主要針對克魯伯當年對加州原住民遺骸之體質人類學研究與對 Ishi 不當對待之控訴，然而，這去冠名的爭議甚囂塵上。支持者認為克魯伯於當時之人類學研究乃不公共犯結構之一環（Kell  2021），而反對者認為主要被抨擊之體質人類學標本並非克魯伯本人納藏，如前所述克魯伯之研究重點一直都不是體質人類學，在文化理論上亦極度強調生物特徵並非形塑文化之重點。加州大學之美洲原住民遺骸標本乃來自赫斯特夫人個人捐贈藏品，是故博物館更名應更為重要（目前並無計劃去除赫斯特人類學博物館之冠名），且克魯伯於 20 世紀初保存加州原住民文化功不可沒，應當被視為加州原住民之盟友而非敵人（Scheper-Hughes  2020）。克魯伯對原住民權利之實質貢獻尚有於 1952 年參與還地之官司。在該官司中透過語族重建之地圖，克魯伯以專家身份於法庭上支持加州原住民應有之土地權利（Scheper-Hughes  2020）。另一主要爭點為 Ishi 的待遇，去冠名支持者認為克魯伯將 Ishi 視為活展品、將其圈禁於人類學博物館，並在死後違反其意願解剖甚至取出大腦保存，顯見不尊重 Ishi（Kell  2021）。反對者認為 Ishi 並非被強迫留於加州大學之囚徒，根據私人通信與當時之文獻，克魯伯與同僚曾多次詢問 Ishi 返回家鄉之意願，但據當時記載 Ishi 恐懼家鄉遍佈之亡靈而不願返回，另外在通信中克魯伯亦曾與醫師波普（Saxton Pope）明確表達不應解剖 Ishi，但當他返國時解剖已完成來不及阻止，保存之大腦後被送至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Museum），直至 2001 年與其骨灰一同返葬原鄉。

　　克魯伯逝世甫滿 60 年，正值其去冠名爭議沸沸揚揚，難以對其定位蓋棺論定。學術面上，無人能挑戰克魯伯對加州原住民分類與語言研究之貢獻，而理論工作超有機體論雖在當時被抨擊甚烈，但當代回頭亦可理解，其乃與生物決定之種族中心社會演化論做出最大程度之區隔。克魯伯退休時人類學尚未進入社會科學之學科建制過程中，若以其重視歷史人文主義與整體論之角度，可推測克魯伯應反對人類學被納入社會科學之範疇內。而在 Ishi 爭議上，克魯伯之行為以當今評斷絕非無瑕，但對其與加州原住民之關係評估亦應謹慎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