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與童年

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 年 12 月 16 日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西園醫院^[1]，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她的父親愛德華．雪伍德．米德（Edward Sherwood Mead）任職於賓州大學華頓學院，是一名經濟學教授，母親艾蜜莉（Emily Mead）則是一名博士畢業的社會學家。艾蜜莉是一名激進女性主義者，並且極力譴責對弱勢少數群體如猶太人、黑人、移民的不公義偏見，艾蜜莉對各種運動的狂熱曾讓幼小的米德反感，但在她的祖母瑪莎．瑞姆西．米德（Martha Ramsay Mead）的影響下，她對女性能力不輸男性這點深信不疑。瑪莎是影響米德最深遠的人物，儘管雙親作為社會科學家，都對社會議題有所關注並對深信教育的力量，但這位在三十五歲時就當上校長、受過大學教育的祖母卻是米德的教育啟蒙，由於父親的工作需要奔波各地教學，米德的初級教育是在祖母的指導下開始的，祖母對所有階級一視同仁的態度深深影響了她，在廣泛而大量的閱讀和寫作之中，亦激發她充滿原創性的思想和對書寫的熱愛，儘管這並非正統的學術訓練，卻賦予了她對「美國文化」的意識——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正蛻變為世界強權，充滿對未來的嚮往與展望，追求自由、平等與進步。

大學生涯與人類學

　　米德在十一歲時才正式進入教育體系，也在此時期受洗成為一名聖公會的信徒，她在學校表現良好，在十八歲那年，她和母親與祖母一樣，深信自己將成為一名大學生，儘管家中的經濟不佳使她的父親動搖了女性應該接受高等教育的觀點，但在母親的堅持、祖母的鼓勵和米德自己的決心之中，她在 1919 年正式進入印第安那州的德堡大學就讀。

　　在德堡大學，米德卻面臨不快樂的生活，由於口音、穿著、成長經歷和行為都和印第安那州格格不入，因而遭受了許多嘲笑與騷擾，甚至因為教派不同，遭受到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羞辱並拒絕其入會。儘管她在日後意識到，這些歧視她的行為比加諸在少數群體的不公義來得輕微許多，但仍然使她耿耿於懷^[2]，並且在一年以後，便毫不猶豫地轉學到紐約，隸屬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女子學院巴德納學院就讀了。

　　來到紐約的米德可謂適得其所，她熱愛這個充滿機會和自由的大都市，在未來的日子裡，只要沒有海外行程或研究，她多半待在紐約市，這裡是她一生中最鍾愛、最有歸屬感的地方。在巴德納學院，米德渴望尋找知識上的夥伴，迅速地結識了一群聰明又時髦的朋友，她們是年輕的未婚女孩，在一戰後閃耀而奔放的 1920 黃金年代從過去對未婚女性的束縛中掙脫出來，穿短裙、剪短髮，參加各種各樣的集會遊行，分發她們支持的理念的傳單，在合租公寓裡大開討論會，爭論重大的社會議題、分享輕鬆有趣的話題，或者一起寫詩讀詩，通宵到天明，然後像一群「垃圾桶貓咪」——這是戲劇老師數落這群女孩的玩笑話——睡意濃濃、邋遢地去上課。米德與「垃圾桶貓咪」的一些成員們成為畢生的摯友，也在這種無拘無束的生活中，強化了她自由平等的樂觀態度。

　　在高年級時，米德選擇了一門人類學課程，由當時哥倫比亞大學中唯一的人類學專任教師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所開設，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擔任助教。鮑亞士是一名嚴格的教授，但他並不排斥和女性一起工作，並且他堅信沒有一種文化比另一種文化更加優越，這與當時以西方、白人為中心，認為文化是由野蠻進化到文明的觀點大相逕庭，於是這門新興的、充滿可能性的學科深深吸引了米德。而作為助教的潘乃德，更是米德邁向人類學道路的重要推手，她們在鮑亞士的課堂中漸漸熟捻，成為會一起吃飯、看展覽的朋友，而後更發展成一生的摯友，乃至於戀人。這是一段被小心保護、至死也未公開的情感，與米德開放的三段婚姻相比，是一個真正的秘密，直到她的女兒瑪麗（Mary Catherine Bateson）在整理其書信，並出版成書時才曝光。

　　當米德向潘乃德提起未來的研究方向時，潘乃德告訴她，她和鮑亞士能提供給她的「除了做一件重要工作的機會以外別無其他」，這番話反而激起米德的鬥志，由衷的希望能成為一名人類學家，並真切的渴望能夠接觸到那些正在邊緣化的文化的元素。

前進薩摩亞

　　米德的首次田野地點和主題，是由她的指導教授鮑亞士親自做出最終核定的。米德相信自己對田野調查具有選擇權，而鮑亞士一方面不希望少數具備田野工作能力的學生隨意選擇研究課題，一方面也不希望將女性置於風險之中，因此極力說服米德前往美國西南方做田野調查。儘管米德知道這對她的安全是很完善的考量，但她不願成為眾多人類學家中的一員，當她提出要到玻里尼西亞進行田野調查時，鮑亞士對這個充滿野心的聰明學生表示，只要她選擇美屬薩摩亞這個由美國海軍管轄的島嶼上進行研究，他便不會反對，並將予以對其他學生同等的支持^[3]。

　　在鮑亞士的建議下，米德將研究主題鎖定在青少年群體，當時流行的說法將青春期視為人類在十多歲時生物因素造成的躁動時期，鮑亞士卻認為當中可能有文化的因素。米德帶著這個課題，懷抱對大洋洲的好奇以及開創屬於自己的田野地的渴望進入美屬薩摩亞，但她未曾料想，薩摩亞將成為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印記之一。

　　在她頭也不回地離開新婚一年多的丈夫路德．克瑞斯曼^[4]（Luther Cressman）前往薩摩亞，在 1925 年 8 月抵達美屬薩摩亞的龐果．龐果（Pugo Pugo），這個美屬薩摩亞的首府位在土土伊拉島（Tutuila），米德在這裡才開始學習薩摩亞語，學習這個玻里尼西亞語系中最古老複雜的語言每天花費米德至少八小時的時間，她接受一名精通英語的當地護士的指導，並把多數時間都用來背單字，在兩個多月後，她已經能和不通英語的報導人打交道了，這段時間內她也拜訪了土土伊拉島上的許多村落，理解薩摩亞人的文化和生活。她在維托吉村（Vaitogi）的酋長家住了十天，真正開始體驗薩摩亞人的生活，還用薩摩亞語發表了演講。離開土土伊拉後，她去了塔烏島（Tau），並將此地做為她的研究地點。

　　在塔烏島上，米德訪問了三個村落的數十名少女，年齡介於八到二十歲之間，這些女孩在六到七歲時就被賦予了照顧嬰幼兒和更小的孩子的責任，直到十四歲之前，她們已經能夠承擔許多工作如烹飪、點燈，進入十五歲也就是定義上的青春期後，他們開始學習耕作、捕魚、編織布料和器具等更複雜的技巧。在這些工作之外，這些女孩是快樂的且自由的，她們尚有空閒時間和朋友一起玩耍，甚至能體驗性事。米德認為青春期的年紀是這些女孩最快樂的時光，也沒有「青春期」的躁動與不安。在美屬薩摩亞待了八至九個月後，米德便啟程返回美國，這也成為她這段田野經歷中為人詬病的其中一點，時間太短了。事實上，她在田野中住在西式家庭，以及她的語言能力都備受質疑。

《薩摩亞人的成年》

　　回到美國之後，米德著手書寫她在薩摩亞的發現，也在各處演講分享她的經歷，從她寫得滿滿的田野筆記中提煉而出的，正是《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甫發表便引起美國社會的關注。1920 年代的美國青少年面臨從保守過渡到開放的時代風氣，多重的道德標準與多變的社會現狀使他們面臨各式各樣的選擇，這當中造成的焦慮足以引起對成年人的反抗，也就是所謂的青春期，而相對單純、沒有多少選擇的薩摩亞社會雖然閒散，卻不會面臨相同的狀況。米德也提到，每個民族、文化都並非天生，而是由歷史所造成，美國的情況固然複雜，她也不會期待模仿薩摩亞的、簡化的美國社會，但參考其他文化或許是一種方式，並非模仿薩摩亞人只有單一選擇的社會，而是從減少面對選擇的焦慮做起，讓青少年知道自己該怎麼面對選擇。

田野的生活：巴布亞新幾內亞

　　1928 年，米德展開第二次田野之旅，同第二任丈夫瑞歐．弗群^[5]（Reo Fortune）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他們在紐西蘭快速的成婚，隨即前往瑪瑙斯島展開研究工作，在這裡學習瑪瑙斯語和托比辛語^[6]，並在各村落做了一些調查，進行不同族群的比較，並在一年後回到紐約。在這時她才知道《薩摩亞人的成年》取得了超乎想像的巨大的成功，米德優美俏皮的文筆塑造出美好的薩摩亞，讓讀者心生嚮往的同時開始思考美國的現狀，並深深地影響了美國對青少年教育的態度，更使人類學從社會科學學門中的冷僻角落被推向大眾視野，也使米德成為家喻戶曉的人類學家。

　　1931 年，米德和弗群遠離了大蕭條中的美國，到新幾內亞的三個村落，與高山阿拉佩什人（Mountain Arapesh）、孟都古莫人（Mundugumor）和潛布里人（Tchambuli）共同生活。高山阿拉佩什人被米德形容為溫和善良的，雖有男女分工，但照顧小孩是共同的責任，他們單純，喜歡講誇大的謠言，而生命的增長就是他們生活的中心，無論是莊稼、牲畜，尤其是孩子，他們會盡己所能、毫不排斥的去養育、使其茁壯。孟都古莫人在米德的筆下是好戰的，他們有食人、獵人頭、殺嬰、亂倫等行為，並且不重視孩子的生命，儘管米德只在這裡待了很短的時間，但她觀察到這裡的對成年人的文化期待並沒有男女之別。在潛布里族，米德觀察到女性主導的地位，她們發號施令，主導整個社群的運作。這三個部落的經驗集結成書，便是《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米德認為兩性的性格特徵乃是文化建構的，而非完全生物性的與生俱來。

從大洋洲到東南亞

　　在新幾內亞進行田野的期間，米德遇到了她的第三任丈夫格雷戈里．貝特森^[7]（Gregory Bateson），並在離婚一年後的 1936 年與貝特森再婚，前往峇里島進行研究。在這裡，米德原本將研究重點放在峇里島上的精神分裂症，但最終卻深深被當地融合了西方與當地的文化所吸引，並且她觀察到，峇里島人對於外來文化具有選擇權，千年的文化積累使他們能擁抱他們所需要的，忽略他們不需要的。米德和貝特森也花費大量的心力在書寫文字和拍攝影像，25,000 張照片和 22,000 呎十六釐米的底片加上大量的筆記書寫，織構了相當完整且具體的社會樣貌，卻並未在當時造成田野方法上的轟動，反而被批判可能是刻意拍攝某些動作和行為，但這卻是影像人類學開端，米德想必未曾料想，在數十年後，民族誌電影將成為一種重要的紀錄方式。

婚姻生活與感情

　　在前述段落中，都沒有詳細提及米德的婚姻狀況，僅簡述她有丈夫與情人，但這並不代表她的情感生活平平無奇，相反地，就算以自由奔放的黃金年代的標準，米德的情感經歷也稱得上精彩豐富，她有三段婚姻，但在每一段婚姻中她都未曾隨丈夫更改姓氏，反而堅持保留米德這個姓氏，彷彿在宣示她是永遠的瑪格麗特．米德女士，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在中學時期結識的路德．克瑞斯曼，兩人在米德大學畢業後就步入婚姻，米德還為此拒絕了父親贊助的環球旅行。兩人的婚後生活並不寬裕，但苦中作樂是年輕愛侶的天賦，克瑞斯曼是溫柔寬厚的伴侶，他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答應米德不改姓氏的要求，也十分支持米德前往薩摩亞進行研究，儘管這意味著兩人必須分隔兩地。米德在薩摩亞進行研究時，為了避免麻煩而隱藏了自己已婚的事實，這也使她與克瑞斯曼漸漸疏遠，分別終究帶來了變數，她在前往歐洲與克瑞斯曼會面的船上遇見瑞歐．弗群，並和他墜入愛河，儘管她和克瑞斯曼的婚姻關係尚未結束。

　　克瑞斯曼意識到妻子已經與弗群墜入愛河，但他充滿風度地與弗群會面，他要米德自己做出抉擇。而米德最終的抉擇是離婚並嫁給小自己兩歲的弗群。克瑞斯曼雖然痛苦，但也在數月後與另一位女子再婚。

　　米德和弗群新婚後一起在新幾內亞島做田野，但回到美國後米德逐漸感受到弗群的暴躁脾氣，當重返新幾內亞島時，米德飽受病痛折磨，弗群卻漸漸顯露出不耐煩與暴力行為，於是當兩人在田野中遇到格雷戈里．貝特森，他對米德充滿關懷的問候便給米德留下了格外好的印象。弗群的暴力相向最終導致米德流產，加上兩人在民族誌書寫分工上的不合、貝特森的出現，最終兩人走向婚姻的終點。米德和弗群是田野工作上互補的夥伴，攜手完成許多精彩的書寫及分析，兩人離婚後，米德似乎不受影響，但弗群卻意志消沉、開始病痛纏身，在與另一位女子再婚後，他不再公開談論米德，卻在私人書信和米德的書上留下了對她大量的批判。

　　貝特森和米德完成在峇里島的田野後，又到了新幾內亞，最後在二戰的戰火中回到紐約，米德也在此時懷孕，並誕下一女，兩人的婚姻維持了十四年，但性格上，貝特森冷靜、沉穩、注重細節，而米德則心直口快，時不時把全球視野掛在嘴邊，加上自 1947 年起，兩人就分隔兩地，種種原因讓貝特森主動提出離婚。

　　在 1950 年與貝特森離婚後，米德的情感生活也沒有結束，就算在婚姻中她的感情生活也十分活躍。她與潘乃德的秘密戀情在 1948 年潘乃德去世之後才真正畫下句點；同為鮑亞士門徒的愛德華．薩皮爾（Edward Sapir）曾經是她的追求者，即便當時米德已婚而薩皮爾已經有三個孩子；她與助理若妲．麥特勞克斯（Rhoda Metraux）自 1955 年起就同住一塊，直到米德逝世的 1978 年為止，而兩人的關係是否為戀人一直都不被確定。

　　米德的情感生活映照出的是她所處的時代，以及她的個性與追求，她追求本心、不負心之所向、跳脫道德束縛的感情觀，除了因為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者，也脫不開她成長的時代背景：自由、奔放、無拘無束。

世界的瑪格麗特米德

　　1953 年米德再次踏上瑪瑙斯島，這是她最後一次的田野之旅，離開時她似乎已經離開田野工作，但正如她常說的：「世界就是我的田野。」在她眼中，不論是遙遠的波里尼西亞小島，或是她鍾愛的紐約市，抑或是她四處旅行奔走的所有城市，都是一片新奇的、充滿價值的田野地。

　　在人類學家眼中，對這樣一個入世的同行往往又愛又恨，米德的文字和演講簡單易懂且實用，也意味著叫好且叫座。這種「媚俗」使她被學界批評，她的作品也經常被視為一種消遣，而非正經的學術研究，但米德的影響力卻是讓人類學得以擴展的原因之一，同時她也低調地設立基金，用來資助年輕的人類學生、較小的研究計畫以及提供必要的器材與設備，她演講的收入大多投注於此，這也使某些批判她以演講斂財的同行不攻自破。

　　米德從小養成的書寫習慣讓她能夠快速的書寫並發表文章，一生創作出逾千份文章與書籍，而她辯才無礙的口條也讓她成為炙手可熱的演講者，一年的場次可達上百場，在每一場演講中，米德也樂於和聽眾互動、問答，彷彿他們是某種形式上的報導人。自一九五四年起，米德回到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擔任人類學系的兼任教授，她的課廣受學生歡迎，尤其是通識性質的課程總是座無虛席，而修習高階課程的學生則會得到她不遺餘力地親自指導，並給予幫助和建議。

　　對於家庭、婚姻、女權、選擇自由甚至是娛樂用藥，米德都有自己的一套見解，並且她的意見具有很高的影響力，尤其是家庭問題，人們往往對她馬首是瞻。

　　米德的最後幾年生涯常常手持牧羊人拐杖、身著斗篷示人，這時這位滿頭銀髮的老太太雖然仍耿直且急躁，卻多少有點力不從心了。1978 年，米德被確診患有癌症，她依舊倔強地盡其所能出席活動及研討會。同年的十月，她病逝於她鍾愛的紐約市，並獲頒總統自由勳章。

跌落神壇？爭議的瑪格麗特米德

　　名氣往往伴隨著批判和爭議，而米德最知名的爭議，莫過於她過世不久後，人類學家弗里曼對她的成名作《薩摩亞人的成年》發難，出版《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一個人類學迷思的建構與解構》批判這份使米德名揚四海的研究成果。儘管也有許多人批評佛里曼的發難時機太不厚道，畢竟米德已經不可能作出任何回應，但他的觀點也非毫無根據，相反地，佛里曼在薩摩亞從事研究多年，不只精通薩摩亞語，其研究成果也十分扎實豐富，他的批判是不容忽視的，幾乎是投下一顆震撼彈。

　　佛里曼批評米德在當地的時間太短，對薩摩亞語也不夠精通，無法準確理解某些狀況，甚至沒辦法辨別當地少女對她撒的謊；她住在白人家庭，對當地的視角太過西方，在她的筆下，薩摩亞彷彿純淨脫俗的世外桃源，但現實中薩摩亞那些黑暗、暴力的部分，都完全被米德忽視、隱蔽，彷彿回應了某種對「原始社會」的美好想像。米德只能通過她的田野筆記作出回應：她是一個擁有強大資料收集能力的人，從她的書信中，可以得知雖然她的薩摩亞語稱不上優美流利，但日常溝通是綽綽有餘的，那位少女撒的小謊也並未出現在她的筆記中；住在白人家庭則有安全和便利性的考量，米德也深恐與薩摩亞少女們相處的時間不足，幾乎除了睡覺以外都和薩摩亞人在一起，至於薩摩亞社會的黑暗面，由於米德多和少女相伴，確實較缺少這方面的觀察。

　　總結來說，米德的逝世為這個爭議留下了永遠的逗號，多數人認同弗里曼提出薩摩亞存在暴力與黑暗面確實是正確的，但其他批判並不能否定米德在薩摩亞的研究成果。

　　事實上，在此批判之前，米德就不是一名「清白」的人類學家，她以「無關政治、道德中立、理論準確、經驗充足」（Bowman-Kruhm  2003）自居，但仍有許多檢證的空間。生前，米德曾經銷毀牽涉重大倫理問題的調查報告，內容是關於人類學家的研究是否幫助美國政府在鎮暴行動中傷害平民，米德在人類學年會前銷毀這份報告，不論出於何種原因，都使她備受質疑。在道德上，米德雖然是一名堅定的反種族主義者，但她曾經說過不願為過去的歷史負責；她的田野地報導人與群眾對她也有所不滿，部分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就認為她沒有對他們的國家帶來改變，卻靠著他們成名。米德也不是一個非常「精確」的學者，她自己也承認在統計數字方面應該會遭受到批評，不過這其實是二十世紀初人類學家的通病：他們不僅經常忘記受訪者的數量，甚至連過程也經常略過不談。

　　這些爭議大抵無損米德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她仍舊是將人類學帶進大眾視野的關鍵人物，她對青少年教育和性別氣質的觀點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整個世代乃至全世界，然而在弗里曼的批判的前後，人類學界對米德這一代的學者已開始有了浪潮般的反思，這群在一戰後黃金年代成長的學者，是生來對自由與和平充滿希冀與信賴的自由主義者，亦在二戰過後的勝利喜悅中擴張了這種樂觀、積極的想望，但再後來，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同樣也波及到了這批學者，再加上前述過的，部分學者的經驗書寫經常不夠嚴謹、過於仰賴推論，就更容易招致批判。

　　與其說佛里曼對米德的狙擊是一種針對個人的偏見，其實更像是對於一整個時代風氣的反思和批判，而米德一生追求自由、相信國際主義、推崇女性賦權，無疑是擁抱時代風氣的自由女神，在弗里曼登高一呼後，米德的地位雖然未被動搖，其主張與遺產卻也漸漸趨於沉寂。

結語

　　沒有人能否認瑪格麗特米德是一位偉大的人類學家，除了她在青少年教育、家庭、性別氣質方面帶來的影響，對人類學們最重要的是，她打開了人類學的大門，讓大眾認識到這門剛剛興起，不久前還被遺忘在社會科學學門角落裡的學科，也讓更多年輕學子能夠走進這扇大門再帶著收穫離開，甚至留下來為人類學添磚加瓦。儘管她的作品並非滴水不漏，她喜歡橫掃一切地以小見大，總要提出全面性結論的習慣也使她招致不少批評，但她帶來的正面影響顯然更多，也廣泛地影響全美國，乃至全世界的人。

[1] 當時的婦女大多在家中分娩，而米德的母親相信醫院的環境對嬰兒的誕生才是最好的選擇，這顯示米德母親的教育程度和重視孩子的理念，也讓米德成為第一名出生在該院的嬰兒。

[2] 在她的回憶錄《黑莓果的冬天》中，她不無諷刺地寫道：「那裡的男性都希望成為扶輪社的優秀社員，妻子們則是園藝俱樂部的優良會員。」

[3] 當時到海外進行田野調查的學生多是男性，在時代背景下，女性不只在選擇上受到限制，在田野中也經常面對更高的安全風險。

[4] 美國考古學家，奧勒岡州人類學博物館以及奧勒岡州人類學系的創辦者

[5] 紐西蘭人類學家

[6] Tok Pisin，又稱新美拉尼西亞語，是一種洋涇濱英語

[7] 英國人類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