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研究與發展方面，Benedict 持續書寫有關神話、民俗故事等主題的人類學文章。1924 到 1931 年間他進行許多短期田野，蒐集諸如 Zuni、Cochiti、Pima、Mescalero 等傳說與儀式的資料，這些主題正好符合他比較內向而浪漫主義的內心世界。此前與 Sapir 和 Mead 的相識也將後續三人的命運綁在一起，然而本篇重點不在此故不贅述，而這三人發展出後來的文化形貌觀點。不過早先 Kroeber 有關模式的概念以及對心理學和人類學的想法早就啟發 Benedict，而與 Sapir 的接觸更是讓他書寫《文化模式》的想法越加濃烈，從兩人的通信中可知 Sapir 一直建議他書寫有關文化模式的文章，且提到最好能激起外界的興趣，Mead 也不斷推波助瀾，又 Benedict 自己也因為未能與 Kroeber 交流相似的想法而感到失望，諸多外界因素皆促成此書的問世。接著，Sidney Mintz 為其寫的回憶錄中則能窺見成書的內在因素（Mintz  1981），而整本書的書寫手法與概念皆再次回應 Benedict 一路來的學思歷程，以及他作為少數女性人類學家的心理與遭遇，這部分將於後續進行說明。

         在討論《文化模式》背後的作者心境以及所反映的時代背景之前，必須先簡單介紹此書。Benedict 在此展現 1920 年代人類學與心理學接觸的潮流，探討個人能動性與文化意義之間的關係，其文化整體論的概念可見一斑，而此觀點結合他文學出身的背景、詩學式的書寫方式以及細膩的心靈，進一步掌握並展現了全體性美學的文化特色。在此他運用前段所述的田野資料―― Pueblo、Dobu、Kwakiutl 為主題，將心理學、精神分析的觀點引入調查結果，並結合尼采對日神、酒神文化的概念，將這三個民族塑造成日神型與酒神型的人格類型，呈現了他把文化視作人格的理論。在《文化模式》中，他將文化視作個人，並區分為不同人格類型，其差異之大也塑造集體性格，在此 Benedict 將心理學從個人內心拉到了集體心理學、潛意識心理學的層面。此外，他認為差異頗大的各文化模式之中有其主導脈絡，而這些主導脈絡的形成則有關人類心智在面對無數可能性時所做的選擇，且此脈絡又會反過來影響生活在文化中的個人（Benedict  1934）。總之，文化適應與人格密切相關，且沒有好壞優劣之分，他在此重申了承繼自 Boas 的文化相對論觀點。

         Benedict 透過對傳說、詩歌、儀式的細緻描述，建立起文化模式的樣貌與多元文化的豐富性，而其細膩筆觸也成為人類學中獨特的書寫風格。除了這些外在的特色與影響之外，從 Mintz 的筆下我們也能發現 Benedict 的內心，Mintz 認為《文化模式》不僅僅呈現 Benedict 神秘的個性，也不只是他用來處理內在與外在衝突的手段，而根本就是作者本人的體現，並從三個方面進行說明（Mintz  1981）。首先，書中對於一致性的關注清晰可見，文化作為一種人格有其內在的普遍性與對應於外在的整體性，而這種對於文化全面性且近乎美學式的書寫基本上契合 Benedict 的個性，Mintz 也大膽認為他為此感到滿足。接著，對於主導脈絡作為一致性表達的關注也很重要，《文化模式》中 Benedict 更強調此概念，代表了他在智性與美學上對文化的深刻修辭性描述。最後則是有關選擇的觀點，在人類心智所能面對的諸多可能性中，文化選擇了特定的方向並前進。綜上所述，對於文化中各組成單位的和諧運作、對文化系統傾向的某些單一主題偏好、對人們選擇了他們的文化等等，皆呼應了 Benedict 自身的性格矛盾與他所面臨的特定生活環境（Mintz  1981）。不同於他人所見美麗、冷靜、寬容的 Benedict，Mintz 認為 Benedict 一生都在面臨並試圖做出選擇，而這種種選擇對於完整其人格應當是十分重要的（Mintz  1981）。

         回到《文化模式》，其 1934 年的出版獲得廣大迴響並引發討論，也使得 Benedict 成為 Boas 文化歷史觀點的最重要繼承人。正面評價包含肯定他對多元文化、文化相對論的主張，且因著其優美的文筆與流暢的寫作方式，讓過往艱澀難懂的民族誌與人類學逐漸被大眾接受，正好呼應了 Sapir 與 Mead 當時的鼓勵，Benedict 也因此成為當時最著名的人類學家。然而批評聲浪也不少，其近乎唯心的觀點受到左派物質論者的批評，然而有趣的是，Benedict 的學生正是一群如 Eric Wolf、Sidney Mintz 的左派思想者，在此可以發現所謂唯心論與物質論壁壘分明的觀點頗值得懷疑，而 Mintz 在很久之後也認為 Benedict 的關懷始終影響他（Mintz  1981）。另一個被猛烈攻擊之處在於寫作方式，《文化模式》的文學性描寫被其他學者貶為不科學且充滿幻想，甚至攻擊者們還將這種書寫模式與其女性身分做連結，進而大言不慚的暗喻女性沒能力做科學、只能書寫文學作品，或是嘲諷女性只能從事人文學科而非社會學科，由此可知，縱使 Benedict 的名聲響亮且成就卓越，也仍舊需要抵抗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刻板印象。當然 Benedict 沒有因為這些批評就改變寫作模式，他想強調的反而就是他人的批評之處，Benedict 認為這種書寫得以融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而這種人文關懷貫穿他的整個學術生涯，也體現於戰爭時期。

         隨著二戰到來，美國各學科都被國家收編在愛國主義下以對抗納粹，Benedict 當然也不例外。在此之前，人類學關注的事物雖然看似具有高度政治意涵，但是其運作基本上仍在學術範疇內，除了 Mead 以外其他人基本上都不太關心社會運動，且 Benedict 等反戰的浪漫主義者也很少真正參與當時政治，可以說 1920 到 30 年代的人類學還不算是當今我們認知的社會科學。然而到了 1940 年代，國家戰爭部門籠絡大多數的知識份子，過去人類學獨立於政治之外的態度逐漸站不住腳，Benedict 在此潮流下成為 Boas 學派幾乎是第一個站出來表態者，他公開反對種族偏見的態度在當時造成迴響，其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成書於這段時間。此外，他不只批評德國納粹的暴行，也批評美國社會以國家力量進行的體制性種族暴力，例如對少數族裔、黑人、弱勢族群的歧視等等都是其批評對象，因此對 Mintz 而言，Benedict 可以說是消除美國制度化種族主義的重要推手之一（Mintz  1981），而他的 The Race of Mankind 正於此時寫成。戰後其《菊與刀》則延續文化模式的概念，並拓展至有關國民性格的部分，影響之後美國對日本的接管政策，也開啟西方的日本文化研究熱潮，而伴隨的討論及爭議也非常多。戰後，Benedict 回歸學校，除了重拾學術研究之外，也繼續面臨整個時代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