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納受英國學派和葛拉克曼的影響。他主要的社會著作集中在分析過程性分析和儀式與象徵。但他在儀式與象徵方面逐漸脫離英國學派應用的涂爾幹範圍，轉向經驗方向研究，如從〈顏色的分類〉（1966）那篇文章之後，他由身體經驗談到朝聖經驗、社會經驗、文化經驗、表演經驗、儀式經驗。確立的是經驗定義了社會關係，創造並且改變社會關係及行動（何翠萍  1992）。

　　在此之前，特納認為象徵或儀式的力量是來自英國學派所認知的「社會」對人的本性限制而來，但在認知層面他仍屬涂爾幹學派（聖與俗的分類）的範圍。此外特納也善用心理分析，將象徵與儀式的力量來源加入個人情緒和意念，或他所稱的「感性的一端」。特納認為社會的分類不必然早於儀式、象徵的分類，而儀式、象徵的分類也不必然早於社會的分類，這種說法超越曼徹斯特學派的社會功能觀點（也就是將社會先於象徵、儀式來討論），此觀點也在他《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1969）的後三章提出中介與交融所代表的非結構的批判、超越及改變的力量（何翠萍  1992）。

　　特納最重要的概念和理論有幾點（何翠萍  1992）：過程性分析、場域的概念、象徵的意義與力量、中介交融理論。

1. 過程性分析

　　特納的過程性分析主要集中在恩丹布社會的研究。特納用「社會劇」（social drama）來敘述恩丹布社會的衝突、危機產生、解決（常以儀式方式），及分裂或和解的結果的過程，這種方式是曼徹斯特學派個案擴展研究。而特納精湛細膩的資料和對人物關係與性情的確切掌握，使得《一個非洲社會的分裂與延續》（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成為曼徹斯特學派的經典之作，也對日後的網絡分析、博弈理論、對日常生活中個人操弄行為的概念化的多種方式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何翠萍  1992）。

2. 場域的概念：儀式的情境、行動的個人及時空的凝結
　　從特納的 Ihamba 治療儀式分析研究中，特納為了瞭解 Ihamba 儀式，必須先了解Kamahasanyi 這個人、所屬村莊、在村莊中的地位、所屬派系，其派系的歷史恩怨、村落在整個恩丹布社會的時空背景和地位。特納認為 Kamahasanyi 這個人在村中定位是：「因英國殖民政府不再承認恩丹布傳統村落頭人的領導地位，導致恩丹布社會經濟、政治、打獵工作生活也受影響。這種壓力使個人之間、個人和氏族之間、民族之間本就因母系傳承和隨夫居規範之間衝突的壓力更加強」。特納對他所強調的行動的行動的個人的想法是：「沒有一個行動不負載著歷史，或不對未來有某種程度的預期。他強調人類學家的觀察是有限的，只是歷史時空的一個凝結，人有主動性。」可見行動所富含的個人、社區歷史、歷史心結恩怨、政治主流非主流、各種事件的積累都是特納認為那所構成行動的個人或儀式的情境。所以他認為分析一個社會場域的結構，我們不僅需要考慮空間中實際牽扯到的實質，還有個人或團體為了追求他們現在或長久追求目的的活動層面。整個社會運作的過程就是得從經驗和歷史的層面上理解這些造成個人或社區行動的情境（何翠萍  1992）。

3. 儀式、象徵的意義與力量
　　特納提出三個做任何實證研究都需要做到的層面的方法：一是經由當地人對儀式、象徵的解釋，或他們評論性的詮釋而來的意義；二是經由觀察分析儀式和象徵如何被舉行、操作、使用的層面而來的意義；三是經由觀察分析象徵在儀式空間場域裡的空間相關位置的層面而來的意義。配合對社會情境的理解，他發覺在儀式行為裡，就像任何人的行動一般，也有一套行為是被社會文化的認知、價值所引導，另有一套行為是受個人或派系某種利己的動機所引導（何翠萍  1992）。

4. 中介、交融理論

　　借鑑了阿諾德・范・傑內普（Arnold van Gennep）的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的三階段結構，他將通過儀式分為三個階段：分離（separation）、閾限（liminality）、聚合（aggregation）。特納特別強調「閾限」階段，他認為在邊緣階段中的人是具有無定形性或稱「中介性」的性質。當特納把中介性與社會體系對照時，二分概念就出現了。中介性常有的特性是過渡性、轉換性、水乳交融、同質性、平等關係、整體的、跟財富無關的、赤身全裸或全體穿相同制服的、羞辱的等等。而這些特質相對於社會地位體系中凝結的狀態、結構分明、異質性的、階層上下關係的、部分牽扯到財富的、以衣著區分身分的等等。這些二分與英國學派應用於涂爾幹「聖與俗」的二分法有絕對的淵源（何翠萍  1992）。基於上述的通過儀式理論，特納提出了閥限（liminality）以及共同體（communitas）這兩個概念。他指出，處於閥限狀態的人，其特徵不會是清晰的，他將從文化中的結構之中脫離，因此，閥限常常是與死亡、受孕、隱形等事物關聯在一起（Turner 2006 [1969]：94-95）。透過閥限狀態，原有的社會階級、文化規範被排除，這時人們處於一種超越正式社會關係的狀態，而這樣的狀態使得人們可以團結一致，這就是特納所謂的共同體（communitas）。特納在文中提到共同體（communitas）具有自發性、即時性及具體性的特點，而這些特點是與社會結構所具有的社會規範所制度化、抽像化的特點相對立的。但只有在共同體（communitas）與社會結構相混淆的情況下，共同體（communitas）才會變得顯著且可以接近（Turner 2006 [1969]：128）。而所謂的共同體（communitas）與結構是相對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被各種社會關系所連接以及區分，如：社會階級，種姓制度。這樣的社會是一個有差別的，結構化的體系，由許多不同的價值判斷將人們區分開來。而在共同體（communitas）的狀態下，這些區分都將會暫時消失，社會呈現無結構狀態，甚至只是各個平等各體的合同（communion），人們只服從一個儀式領袖（田青  2004）。但因為特納談論泛文化的中介與交融的力量時，較常概化的談論交融的性質，因此誤導後人誤用中介理論。其實討論特納的交融理論時，應該要注意中介狀態在結構中的位置與其辯證關係——交融或中介永遠是相對於社會或社會結構。特納從民族誌發展出一個理念：這種儀式威權所附涵的神秘力量，往往是造成挑戰政治威權的弱者力量，或邊緣力量的來源，因次儀式也成為對社會的一種反思、批判與超越（何翠萍  1992）。

　　何翠萍（1992）在《見證與詮釋》中對於特納的評價中利用其個性與喜好，也就是其「兩極傾向」與「反叛性格」來討論特納的學術轉向。特納晚期在討論自己一生時就常以「我所傳承自父親的科學（的天性）和我所傳承與母親在戲劇上的天賦」做解釋，從特納在個性上的兩極傾向——科學與藝術——開始可以看見，他認為他自己的一生就是搖擺在科學與藝術之間，這樣的取向讓他在滿足於實證科學的渴望後，就會形成對於藝術、文學、美感追求的慾望；而他的「反叛」傾向，也可以從他在中非做田野時體現出來，他從一開始做田野時，就無法滿意於在儀式和社會之間畫等號的做法，因為在儀式中可以看見許多非語言的符號、象徵，他認為如果忽略儀式的力量，將無法理解所謂「全面的人類經驗」。也正是綜合上面的雙重個性與反叛性，才會讓他想出用劇場的比喻表達他在實地經驗研究裡所感覺到的在社會衝突、對立、分裂、和解的整個過程中的假設性、模擬性、批判性。這也正可以解釋出特納在學術取向的轉向（何翠萍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