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ele of the Kasai
　　與多數民族誌不同，Douglas 使用「過去式」進行書寫。為什麼會使用過去式書寫？第一，Kasai 地區的內戰使得參與式觀察的紀錄與事後書寫的不確定性提升，正如在她在書中導言指出，我們難以想像一旦戰爭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什麼。Douglas 的目的在解釋一個社會群體如何創造其世界觀，並確認誰來管理的思惟風格以及互動模式。在書中的描述，Lele 人幽默且謙虛，並非咄咄逼人的個人主義者，在許多情況中，最終的選擇由在場受到尊重的長者決定，儘管如此，長者並不擁有絕對的權力，例如：他們很難控制年輕一代的生產勞動。在 Lele 社會，村莊是一個重要的隸屬單位，遠超過以血緣關係聯繫的宗族，宗族的重要性僅在於分配妻子和寡婦。村莊的內部組織以年齡為標準，每個年齡組每 15 年更新一次，通常會有六個年齡組，老的年齡組在消亡的過程中與下層的合併。對於他們而言，年齡組合比起血緣關係更為重要，年齡組是一個人最密切的關係來源，也是居住的單位。儘管 Lele 人屬於母系社會，多數村莊集中的基礎也在於母系血緣的追溯，但氏族的影響力量依舊不大。Douglas 在書的後半，將缺乏權威的原因歸咎於男人們試圖共同生活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土地不肥沃，人們又不願耕種，導致 Lele 社會整體是貧窮的。Lele 人未能將農業發展至最大效益，這對於殖民國家而言是某種程度上的限制，值得探究的是國家能否以有效的權威實施殖民誘導工作。在本書末章，Douglas 簡要地敘述歐洲對於 Lele 社會的影響，使用過去式的原因便在於她意識到她的經歷在 Kasai 地區內戰發生後成為了歷史，多數的資料僅適用於田野調查時的 1949  1953 年間。

《潔淨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
　　對於「潔淨」與「危險」的初步概念是在 Lele 地區的田野調查過程中所形成（當然不只有 Lele 人的田野，Douglas 在其他非洲地區也進行了大量且廣泛的田野調查），她注意到 Lele 人的祭祀與禮儀當中，存在著潔淨與骯髒的分類，此觀察促使她更進一步思考分類體系的標準與象徵意義的問題。本書的理論重點在於「分類」，不過《潔淨與危險》並沒有採用「潔淨／骯髒」、「安全／危險」這些常見的二元對立概念，而是用潔淨與危險來揭示秩序（即潔淨），以及與秩序相對的失序（即危險），以潔淨與危險來指稱世界的分類。本書沿著兩條主線展開，一是分類的原因：禁忌作為一種自發性的手段，保護了宇宙的清晰分類；二是分類的意義：建構和維護了社會的秩序。Douglas 接受涂爾幹關於分類和社會決定論的概念，認為社會是存在分類的，且社會結構決定了分類的意識和潔淨的儀式。然而，她卻不同意神聖與世俗的二分以及巫術與宗教的劃分，認為神聖與世俗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巫術與宗教的二分應是原始宗教與現代宗教的二分，巫術實質上是一種儀式，而宗教既包含儀式也包含信仰，兩者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差異。本書重點在於論述（一）分類是為了建構世界秩序，而不同社會會有不同分類方式；（二）不能歸類或違反秩序的事物會被視為汙穢，為了避免汙穢／破壞秩序，社會將會採取各種辦法處理汙穢，像是舉行潔淨儀式，化汙穢為潔淨。在定義上，Douglas 將「汙穢」定義為不合人們預設分類的、具有兩面性的事物，它並非衛生上的不潔，而是不能被歸類或錯位的東西。這些東西經常意味著對現有秩序的破壞或挑戰，是失序的、危險的。書中，潔淨儀式的方法有五個分別是：將異常宣布為危險、將其作為禁忌排斥、將其納入正常分類、消滅異常、將其異常化。潔淨與骯髒是由物品在分類體系及其所在位置決定的，通過明確化事物的歸屬，以及系統內部的交戰，社會系統可能獲得更新，又或者成功維持了社會秩序，呼應了她所說的「異常物既是危險，又是力量。」

《自然象徵》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承繼《潔淨與危險》展露出集體秩序與社會的探討傾向，為了更為廣泛地討論各種文化與儀式之間的關係，在《自然象徵》，Douglas 發展出「群格理論」，所謂的「格」指的是某種分類系統的範圍和一致聯結，涉及個人所處的社會網絡；至於「群」則是社會群體內部成員間的壓力，足以明確界定自身位置是在群體之內或之外。以群、格為兩個向度，Douglas 將社會化分為四個類型，分別是高格高群、高格低群、低格低群、低格高群（也有將高／低翻譯為強／弱）。高格社會的特徵在於重視儀式，往往具有細緻的宗教儀式，為宇宙論的不同準則確定界線，意即涂爾幹「神就是社會」所仰賴的社群特色（趙恩潔  2021）；高群社會的特徵則在於有相對穩固的社會結構。高格高群社會通常是階層社會，傾向對於個人實施強而有力的社會控制，角色分配難以更動（趙恩潔  2021）。至於高格低群的社會，群體認同和社會約束皆較弱，形成的儀式往往服務於個人的目標，人很難互相影響彼此；此種社會類型又可分為「大人物」和「追隨者」兩種類型（陳銳鋼  2012）。低格低群的社會特徵是個人主義的、群體的認同觀念較虛弱，社會團體的組成是具有彈性的，多重視企業家精神和個人成就；不過若是低格低群的團體也可能發展出對於生命意義的極大困惑或虛無感，遠離人群，造成「隱士」類型（趙恩潔  2021）。低格高群的社會類中，具有較強的群體認同傾向，將群體歸屬感視為拯救，經常強調「我們—他者」的區別；宗教儀式被用於自我淨化，著重於個人體驗的描述，重演群體的形成；然在低格高群的社會，也可形成相對平權的社會關係，內部的規則可以重新協商（趙恩潔  2021；陳銳鋼  2012）。群格理論成為了後來 Douglas 與 Aaron Wildavsky 發展文化與風險理論的基礎，使我們了解為甚麼不同群體對於不同的議題（如氣候變遷）有不同的態度、哪些團體可能在哪些意義可能享有共識或對立。在書中，Douglas 將低群高格形容為「原子化的從屬」（atomized subordination），表示社會的價值觀深度內化到個人身心靈之中，但個人卻必須獨自面對自己的人生（趙恩潔  2021）。

　　除了以上幾本重要著作，我們也應注意到 Douglas 在後期的關注有所轉向。在 1970 到 1980 年代的學術生涯中期，Douglas 逐漸發展出一套關於社會組織基本形式的類型學方法，並以此作為基礎推進她在理論方面的興趣。1970 年代，她的工作主要聚焦儀式以及符號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聯。1980 年代，受到越多學科的影響，Douglas 轉向對風險更為全面的分析，並對「消費」一主題產生興趣。1990 年代，她重新回顧早期的理論，並試圖研究衝突。在「制度」方面的分析，Pierre（2017）認為 Douglas 所確立的社會組織形式之貢獻在於在社會科學中的所有學科中引發了共鳴，如此一來，打破各領域之間的學科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