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緬甸諸政治體制》（1954）
　　《上緬甸諸政治體制》是 Leach 的代表作，也是政治人類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本書主要研究緬甸東北部的克欽地區的政治體系，以往的人類學研究傾向於認定，整個克欽地區的部落共享同一種社會結構，Leach 質疑這個共同性的前提假設，他指出，克欽地區的各個政治單位的規模與組織原則都大有不同，這些政治單位之間經常發生整併與分裂，這個過程涉及社會結構變遷。

　　Leach 對社會結構的想像不同於當時學界主流的看法，他認為，以 Radcliffe-Brown 為首的英國社會人類學對社會結構的假設過於簡化，即假設所研究的社會處於一個「穩定均衡」的狀態，在這樣的假設下，社會人類學家僅調查特定時間點的社會，去除時間因素、也不計畫後續追蹤研究。對此，Leach 指出，真實社會絕不可能處在這種均衡狀態中，社會結構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動而不斷變遷，這些變遷中充滿了各種權力之間的矛盾與張力。

　　在本書的情形，克欽地區的最重要的社會結構變遷指的是，在兩種極端的政治體制之間擺盪與輪替，它們分別是撣族型（Shan）與貢龍型（gumlao），撣族型的統治方式近似於封建階序制度，屬於專制政治；貢龍型則是由平等的世系群分支所構成的政治體系，屬於民主政治。絕大多數的克欽社會實際上所奉行的政治制度，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第三種選擇：貢紮型（gumsa），也就是撣族型與貢龍型的折衷方案。過去的民族誌傾向將克欽地區的社會組織認定為貢紮制，Leach則進一步強調貢紮制不穩定的、高度變動的特性，他指出，大部分的克欽社會持續在撣族型與貢龍型之間擺盪——有些貢紮社會愈來愈趨向撣族型，有些則逐漸轉移為貢龍型。

　　Leach 指出，婚姻交換是克欽地區社會擺盪於中央集權與平等之間的主要機制。克欽地區有貴族與平民的區別，在婚姻中，給妻者（mayu）地位比娶妻者（dama）來得高。娶妻者若欲娶地位較高的女子，就必須付出更高的聘金，使原本就有貴族地位的給妻者得以累積財富，進而促成權力集中的趨勢。因此，在婚姻機制運作之下，貴族制度最後發展成撣族型的中央集權社會。但這種專制獨裁的社會發展到極端，便容易導致革命，最後形成貢龍型的平等社會。也就是說，介於中央集權與平等這兩個極端之間的貢紮社會，看似均衡的現象很可能只是暫時的情況，因此在考察這樣的社會時，必須時時與撣族型與貢龍型做對照，以免不慎扁平化、靜態化多元變動的政治組織型態。

　　由此，Leach 指出社會人類學的均衡理論需要被修正，人類學家不應繼續假設「一個孤立、穩定的社會」作為研究單位，而是要正視各個不穩定社會之間的交互影響；也不應以僵化的體系來分類研究社群，因為很多時候組織之間的邊界是曖昧不明，甚或在特定事件中是徹底消融的。許多關於基於文化或語言的變異所區分出的「部族」其實不過是民族誌上的虛構假設，因此在本書中，他極力避免以克欽文化的變異來區分各部族，或假設變異是從某個核心正統典範發展而來。Leach 所欲探問的是，克欽人實際行為與理想行為之間的關係，自此出發，他將克欽文化的各種變形理解為，折衷於兩套互斥的政治體系之間的各種形貌，Leach相信這樣的分析方式很有潛力，不僅適用於研究克欽社會結構，而是在往後的人類學研究上都有機會被運用。

（二）Pul Eliya: A Village in Ceylon（1961）

　　 本書的研究地點是 Pul Eliya，這是一個小型的鄉民社會，當地人以種植水稻維生，土地的取得與灌溉於是成為當地人非常重視的事。Leach 欲探求當地的親屬關係、婚姻制度如何與土地的持有和使用相關聯，他詳細描繪當地土地的所有權制度、土地如何被使用和繼承。Leach 批評先前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如 Radcliffe-Brown）過分強調單邊繼嗣理論、將世系群視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忽略許多社會不採行單邊繼嗣。Leach 認為，在 Pul Eliya 社會中群體形成的關鍵因素是地域關係而非親屬關係，因稻作灌溉等經濟活動所形成的人際網絡先於親屬關係，他進一步指出，此地的血緣與親緣關係只不過是財產關係的表現形式，因此，傳統親屬研究的命題完全無法套用在 Pul Eliya。另外，Leach 認為這個研究在人類學理論發展上有其價值，雖然研究結論只適用於 Pul Eliya，但這個結論能延伸出單邊繼嗣與雙邊繼嗣的討論、制度與經濟的關係，對於這些概念發展提供了新觀點。

（三）Rethinking Anthropology（1961）

　　Leach 在這本書中質疑傳統英國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先前的研究者在將民族誌材料抽象化為「通則理論」（generalisation）的過程中，難以避免受我族中心主義影響而抱有偏見，因而其所推論出的通則很可能是有問題的。同時，Leach 質疑 Radcliffe-Brown 以「社會結構之比較」（comparison of social structures）作為研究目標，Leach 認為這種類型學式（typology）的比較就像是搜集蝴蝶標本一樣，研究者以形狀、顏色、大小等標準來分類蝴蝶標本，卻從未解釋為何採用某個分類或比較的標準而非採用另外一個。由此，Leach 指出，起初 Radcliffe-Brown 建立的社會結構分類（如母系、父系），就已經是基於偏見而為的界定，而後將民族誌材料勉強歸類至分析範疇後所得出的結論更是難逃受偏見左右，即使有參考價值也只是暫時性的，而且這些提煉出來的概念經常是與經驗材料脫節的。
　　至於如何跳脫這個錯誤的基本分類預設呢？Leach 提倡人類學家應釐清一些基礎概念的定義，並放下先入為主的預設（或至少預設須符合數學邏輯）之後再重新檢視經驗材料的細節，才有可能推導出新的洞見與意想不到的結論。Leach 同意李維史陀的觀點，認為表層現象底下的基本模式才是研究對象，表層容易受觀察者曲解，著重於基本模式才可能避免我族中心主義帶來的偏見。

（四）Genesis as Myth and Other Essays（1969）

　　本書的分析文本是《創世紀》前四章的三個故事：七日創造天地、伊甸園、該隱與亞伯，Leach 採用李維史陀的分析神話的基本原則作為研究方法，以此推導出神話的特徵：某些重要的故事或元素會以不同的版本或變異型態，反覆出現在各個神話系統中、甚至是看似最不同的神話中；二元對立的設定（如凡人／神、男性／女性、好／壞）不斷出現在各種神話當中。不過 Leach 特別強調，本書的重點不在於他所分析出的結論，而是詮釋的過程與方式：他假設每個神話都存在於一個大的複合體當中，神話中的每個模式都會以相同或變異的形式，反覆出現在複合體的其他部分之中。當不同的變異版本被「疊加」（superimposed）在一起時，其中共同的結構就會變得很明顯，這個發現是在僅就單一神話的層次分析時無法觀察到的。

（五）《李維史陀——結構主義之父》（1970）

　　這本書將李維史陀龐雜的作品區分為三個領域一一介紹：親屬理論、神話邏輯、初民思想的分類模式論，Leach 不僅說明李維史陀的重要思想，也在其中加入許多自己的見解與評述。Leach 首先定位出李維史陀的學派傳統，他將當時的社會人類學家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以《金枝》作者 James George Frazer 作為代表，Frazer 從未親自進行田野調查，他將全世界的文化細節拿來加以比較，想從中找尋人類的某種同一性特質。第二種類型則以 Malinowski 作為代表，強調參與式觀察的田野工作，並以釐清特定社會的「功能運作」作為研究目標，這種功能論的傳統為大多數英美人類學家所繼承。Leach 認為，李維史陀的風格較接近 Frazer，他想從各個民族誌材料中發掘人類心靈的基本結構，而描摹非單一社會的面貌。

　　Leach 將李維史陀最具突破性的貢獻定位於，在研究熟悉事物時提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至於李維史陀運用這些方法所得到的結果的正確度，Leach 則抱有懷疑。Leach 本身師承「功能論」學派的 Malinowski，在研究取向上與採「結構論」的李維史陀有根本性的不同，基於這個立場上的差異，Leach 在書中對李維史陀的思想提出諸多質疑，其中，他對親屬理論的批評最為砲火猛烈。

　　Leach 認為，李維史陀在研究婚姻規則的結構時，對於體系邏輯的完整性過於著迷，以至於輕視經驗事實，對民族誌材料的解讀偏頗。Leach 批評李維史陀錯誤預設單邊繼嗣體系是普同的原則（實際上許多初民社會並不採單邊繼嗣），這導致他得出亂倫禁忌與外婚只是一體兩面的錯誤結論。李維史陀聲稱自己提出的理論，已將人類社會的無數型態還原成一些基本和有意義的原則，對此 Leach 指出，李維史陀無視大多數人類社會的型態無法被涵蓋在內，只採用能佐證他的論述的民族誌材料，對於反例則視而不見。不過，有趣的是，Leach 指出，儘管李維史陀在《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中所使用的緬甸民族誌素材有大量錯誤，他所得出的好幾項結論，卻出乎意料地與 Leach 親自在緬甸進行田野工作後，從第一手經驗資料所分析出的結論相符。對此，Leach 總結道，李維史陀「最終的成果大體上是謬誤——不過研究謬誤也是可以獲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