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曾經在訪談中提到，雖然在 LSE 讀博士班時因為被規定禁止一起攻讀博士，但兩人仍持續一起寫作來試圖對抗這個規定，以及單一作者的傳統，往後許多重要作品都是兩人一同撰寫，因此在此文中，將兩人的作品視為一體，一同介紹。

歷史與人類學：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和南非民族誌

　　「歷史」對於 Comaroff 夫婦來說是人類學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不僅受到南非殖民與種族隔離的背景影響，也是他們在做田野研究時無法忽視的問題。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1992）這本論文集就是在處理歷史與人類學的關係，以及民族誌如何融入歷史的問題。他們認為民族誌需要有「歷史想像」。民族誌研究的對象與其材料不該只限縮在所謂土著、小型聚落上。不僅如此，「歷史檔案」本身也可以是田野的場域，問題在於要如何在不管是面對真實人群或歷史檔案時，找到那些破碎材料之間的關係並拼成整體——如何掌握細節卻又能夠連結到具有歷史性的環境與社會。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從 Comaroff 夫婦對歷史人類學的內涵界定出發。

　　Comaroff夫婦認為：首先，歷史人類學有三個挑戰：（一）要解決結構和不確定性、形式和不連貫性之間的關係，這需要關注社會和人民在時間中的動態；（二）挖掘所謂在地的內在歷史，包括感性的和實作的，以便更好地理解他們在自身所屬的世界歷史中的位置； （三）通過將存在和行動相對地置於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打破西方史學的基本預設單位——傳記和事件（biography and event）（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 27）。為了面對這三個挑戰，Comaroff 夫婦重新界定「文化」概念，將文化視為語義空間（semantic space），也就是符號和實作的歷史領域，人類在其中構建和再現自己與他人，從而構建和代表他們的社會和歷史。進一步，他們又在其中加入「權力」的分析，亦即文化中「霸權」（hegemony）和「意識形態」（ideology）的兩種狀態，前者指符號和物質實作的秩序，逐漸變成不容置疑的存在（類似 Bourdieu 的 doxa），後者則是一種社會群體的世界觀與意義、價值觀和信仰的嫁接系統，它為集體符號生產提供了一個組織方案，一個主敘事（ibid: 28-29）。這樣的文化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生活世界既有關聯但混亂、有權威但又可爭論、高度系統但又不可預測、既符合規則又無規則（ibid: 30）。

　　在方法層面，Comaroff 以他們自身研究南非殖民歷史為例，為了掌握十九世紀英國新教徒與南非接觸的過程，首先需要將每個群體視為複雜的集合，各自有自己的歷史。就在不同群體相遇的過程中，地方與外在現實開始相互界定對方。其次，是將歷史檔案視為田野。這裡的歷史檔案不只是新教徒殖民者的檔案，還有報紙、官方宣傳冊、小說、流行歌曲、圖畫甚至小孩的遊戲等等檔案。如 Bakhtin 所說，參與了不同的流派、文化和歷史的雜語，為複雜的社會階層發聲（ibid:33-34）。這些歷史檔案也會在各種意識形態中發生作用；它們的內容同時展現了作用又是作用本身。例如：檔案雖然都是新教徒的傳教者所寫，每個檔案卻都小心翼翼地呈現給不同的觀眾，有些檔案的內容甚至會互相產生矛盾和分裂，但有時又會成為連貫的意識形態（ibid:35）。更重要的是，檔案也必須超越單純的敘事、論述與論證，要辨識更為日常實作的圖像和標誌，要找出一連串有意義的實作（meaningful practices）。這裡所謂有「意義」的實作必須被放在前述的文化、意識形態與霸權概念下來看待，這也是歷史人類學與單純文化史學的差異（ibid: 37-38）。

　　以 Comaroff 夫婦的南非 Tswana 人民族誌為例：南非與 Tswana 人的殖民始於基督教傳教士的意識形態衝擊，一方面希望說服南非的異教徒相信他們的神學內容，另一方面從重建他們的日常生活試圖讓他們信教。這在各個生活的層面如水利使用、農業生產和語言都產生了影響，從人們的行動可以看到他們在接受物質與論述的同時，也被預設了某種主體和特定的認知與存在模式（ibid: 258）。這是一種「意識的殖民」（colonization of consciousness），它涉及了兩個層面：(1) 公開改變 Tswana 信仰的努力，希望讓他們相信基督教意識形態；(2) 關於殖民文化的霸權試圖造成的全面生活改革。這兩者並不一定同時發生，因此儘管拒絕意識形態卻仍然會被改造，霸權也有可能在意識形態爭論之中出現（ibid: 259）。在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1991, 1997）中 Comaroff  夫婦也在歷史檔案與田野中辨認出不同的社會力量、意識形態與霸權（權力關係），並且辨認各個日常生活的實作，突顯當地人如何在傳統文化與外來力量的辯證中構建新的混合文化與生活世界（黃應貴 2021: 96）。如同黃應貴所說，這樣的研究和方法是建立在前人的深厚累積之中，包括他們的老師 Schapera 從 1920 年代開始南非所蒐集的材料（ibid.）。

　　Comaroff 夫婦的研究與對於歷史的討論，具體呈現了民族誌和人類學研究需要認真思考歷史，擁有「歷史的想像」，才能更深刻地描述當地人的文化概念，以及其中連貫又破碎、穩定又不可預測的社會結構和個人實作的交互關係。

殖民與後殖民的人類學：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和 Law and Disorder in the Postcolony

　　在歷史人類學的基礎上，Comaroff 夫婦其實一直關心殖民主義的問題，從兩人的博士論文，到二十一世紀前後開始討論後殖民處境。Jean Comaroff 的著作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1985）是討論殖民主義代表性的著作之一，結合了當時政治人類學中熱門的「抵抗」（resistance）問題，描寫 Botswana 邊界地區Tswana 人的 Tshidi 支系，在殖民主義下如何產生具有抵抗的行動。

　　Tshidi 最先接觸新教衛理公會，傳教士們引入了犁和挖井到家庭和農業領域；傳教士反對土著儀式，因而與當地人產生劇烈衝突。Comaroff 認為：衛理公會的目的是灌輸一套與工業資本主義高度相關的價值觀和紀律。傳教士致力於在傳教區和田野的佈局，以及宗教和世俗活動的時間表與安排中，灌輸工業資本主義文明的秩序。新的農業模式改變了 Tshidi 社會：男人承擔犁田駕駛，使婦女在農業生產中處於次要地位，從而減少了女性在農產品分配中的影響力。資本主義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相互衝突，展現在 sekgoa（白人的方式）和 setswana（Tswana 傳統）。也是在這樣的對張中， Tshidi 開始意識到己身文化秩序的獨特特徵，並將這些特徵客體化為 setswana 的範疇。土著領導人找到了方法來抵制傳教士的控制，並將傳教士納入自己的政治秩序，但同時又創造了少數人與傳教士一同反對酋長的條件。不過隨著殖民政權內部的勢力出現轉變，原本衛理公會希望達成的農業商業化目標，逐漸被城鄉移民破壞；Tshidi 進一步進入剝削體系後，也與衛理公會的思想模式內容產生矛盾。最後，Tshidi 大量的人轉換到 Zionist（猶太復國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世俗主義，並在身體治癒儀式中重建 Tshidi 人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係（Gledhill 2000）。Comaroff 因此認為：Tshidi的身體治癒儀式是反對殖民霸權，也是Tshidi 試圖解決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對於自身的影響。

　　Jean Comaroff 的研究有幾個重要意義。首先，她呈現了所謂的殖民主義事實上有著多重的社會力量，有著自己的歷史和矛盾，例如衛理公會、政府勢力和猶太復國主義等不同的作用。其次，被殖民者面對殖民時，也會結合因殖民而來的事物、知識和論述，產生另一套新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和宗教實踐。最後，在政治人類學的抵抗討論中，Jean 也質疑當時將宗教意識視為空想烏托邦的想法。如果打破宗教和政治的分野，Tshidi 的宗教儀式與引入的意識形態，在實作中消解了既有的權力關係和殖民者對自身的認識方式。一方面呈現殖民者的多樣性，一方面也破除人類學知識對於被殖民者實作範疇的預設。

　　進入後殖民處境，情況變得更為複雜，Comaroff 夫婦也很快地在 21 世紀前後針對相關議題開始書寫。例如他們主編的 Law and Disorder in the Postcolony（2006）的導論，兩人指出許多經歷殖民歷史的後殖民國家從 1989 年以來制定一系列的憲法和法律，而人們幾乎相信它們能夠帶來公平、公正、有道德基礎的和平政體（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6: 22），但同時犯罪、暴力和混亂（disorder）事件卻又持續在後殖民國家增生。兩人認為這樣的現象其實是以一種「法律的拜物教」為內涵的「合法文化」（culture of legality）（ibid: 21-25）：人們開始用法律來處理各種問題，同時將法律當成超越公民差異的普同軸心。尤其是，後殖民政體多半建立在差異之上，多態、不穩定的身份共存於一個不穩定的政體中，更加深了法律的拜物教性質。相反地，國家行政卻越來越退卻（ibid: 31-32）。因此，合法文化甚至滲透到犯罪與所謂社會的陰暗面，後殖民政體中的私人團體也自行建立出法律的擬像，並開始通過私人保護來模仿國家，法律和混亂的關係因此而模糊，並且讓後殖民地變成各種主權的編織網（ibid: 34-35）。

新自由主義的文化：Millennial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e of Neoliberalism 與 Ethnicity Inc.

　　前述的後殖民、法律拜物教與合法文化的討論其實可以放到 Comaroff 夫婦處理 21 世紀後新自由主義（或稱千禧年資本主義）下人們生存狀態的脈絡下， Millennial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e of Neoliberalism（2001） 文集裡的“Millennial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e of Neoliberalism”一文，就是辨認出千禧年資本主義的三種面向，其中國家這個政治體中出現越來越不可還原的差異，越來越難維持共同體的想像，法律因此如前述越來越有拜物和通約的性質。另外兩個面向則是「神秘經濟」（“occult economies”）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神秘經濟」指的是出現越來越多無法用傳統實踐理性解釋的積累財富的方式，獲取財富的手段變得越來越神秘，而且還有相應的道德價值出現，例如金融資本仰賴甚密的機率和信心、出現禱告得鑽石的新宗教，這種經濟不斷促生各種神奇的手段來實現目的，模糊了手段與目的的關係。「公民社會」則呼應了前述合法文化的發展，公民漸漸仰賴法律為標準。

　　專書 Ethnicity Inc.（2009）可以說是在討論新自由主義文化脈絡下，專門討論「族群性」（ethnicity）的作品。Comaroff 夫婦在南非與世界各地觀察到「族群性」商品化與公司法人化的現象（這裡也呼應前述對於法律的關注：族群公司需要倚賴法律）。一方面，造成它消弭了原本的內部差異，並使族群內部菁英獲取致富機會；另一方面，也強調族群性與族群認同作為政治鬥爭與可能性的基礎（黃應貴 2018: 4），在其中族群的文化與商品會相互影響與演變（ibid: 5）。例如：當文化變為商品時，它的社會價值並不一定會被淹沒，可能更增加認同；文化的生產更加依附在消費上，認同愈來愈跟大眾的消費有關（ibid: 6）。Comaroff 提醒我們：在新自由主義的條件下，族群的概念必須重新思考，既不能直接認為族群變成純然的獲利資本，又需要小心理解活化文化認同同時貶抑差異的過程。本專書也不忘 Comaroff 強調的歷史想像，將族群性公司法人化連結到如「法人」（legal person）、國族品牌（national-branding）在歐洲的發展。殖民者也有它的歷史。